在湖北省档案馆花山新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湖北抗战档案文献展”上，一本泛黄的手写笔记本、一条从抗日战场缴获的日本军毯静静陈列。这两件展品均来自湖北籍开国少将王政柱的遗物，正无声诉说着他跨越烽火岁月的人生传奇。

这份珍贵实物与背后的故事得以呈现，源于《档案里的湖北开国将军》主创团队近日赴北京的一次采访。团队对话了王政柱将军的次子王晋，他深情讲述了藏在岁月深处父亲的革命往事。他说：“父亲区别于其他名将的最大之处在于他‘活地图’‘活档案’的美称。”

开国少将王政柱。湖北省档案馆供图

15岁入红军，他成长为军中高参

王政柱1915年10月出生于湖北省麻城县（今麻城市）西张店村银树湾一个农民家庭。1927年秋，家乡爆发著名的黄麻起义，他深受教育，立志报国。1930年，15岁的王政柱参加中国工农红军，踏上了革命征程。

“1935年11月，父亲从红四方面军调到红军总司令部任作战参谋，直接跟随朱德总司令和刘伯承总参谋长行动。”王晋介绍，“参谋是协助军事指挥人员进行军事谋划和制定作战计划、评估战场形势等具体业务的专门人员，可谓军中的‘智慧担当’。父亲一生把参谋工作做到了极致。”

抗日战争时期，王政柱先后担任八路军总部司令部作战科参谋、科长，中央军委第一局处长、副局长等职。他协助彭德怀谋划指挥了百团大战、武乡关家垴战斗、南艾堡反“扫荡”等战斗。

1940年8月20日至1941年1月24日，八路军在彭德怀的指挥下，在华北发起了对日军的大规模攻势。战役打响的第三天傍晚，在山西武乡县砖壁村八路军前方总部作战室，作战科科长王政柱汇报说“正太线等地参战部队达到105个团”时，彭德怀就说：“不管是一百零几个团，就叫百团大战好了。”这便是百团大战命名的由来。

王晋介绍，在百团大战期间，王政柱充分发挥了两个特长：一是超强的记忆力，能“过目不忘”；二是过硬的绘图功底，侦察完地形就能画出地图，让首长一目了然。他对战场地形和敌我双方情况了如指掌，随问随答，被彭德怀赞誉为“活字典”“活地图”“活档案”。

1945年8月，由于战局迅速变化，毛主席要求中央军委每天向他和书记处报告军情战况，朱德和彭德怀两位首长把汇报的任务交给了王政柱。“父亲多次和我们提起，那时他白天在王家坪协助首长处理军务，晚饭后赶到枣园向书记处汇报。毛主席听完汇报还会把父亲叫到他的窑洞里再单独询问情况，他常常在毛主席窑洞里工作到第二天凌晨两三点钟。”王晋介绍，1945年11月初，中央书记处枣园作战室正式成立，由王政柱兼任主任，“组织上特意安排父母住在和毛泽东所住窑洞间隔一间的窑洞中，以便作息习惯昼夜颠倒的毛主席随时需要了解情况时，父亲能够马上到位。”

王政柱少将之子王晋讲述父亲革命往事。

5年师生情，他带着左权配枪继续战斗

在革命的烽火岁月中，王政柱与左权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王晋透露，从1937年八路军总部成立到左权牺牲的五年间。太行山上，左权既是王政柱的直接领导，更是他人生路上的引路人。他帮助父亲提高文化水平，逐步成为一名合格的军事参谋人员。

王晋告诉记者，在八路军总部，因父亲年轻好学、肯动脑筋，很快得到左权的关注，先是让他跟随记录口述报文，后又放手让他编写工作报文、撰写战斗总结……每一篇文稿，左权都会像老师批改作业般细致审阅。1941年1月，在左权的帮助审阅修改下，王政柱写出了第一篇总结性文章《百团大战中交通战之胜利》，并在《新华日报》（华北版）发表。后来，王政柱还琢磨出参谋人员必须具备的准则：“会听、会记、会写、会说、会画”，编写了参谋工作手册，成为彭德怀与左权指挥作战的得力助手。

1941年5月，在山西武军寺八路军总部(前排右起王政柱、左权)。受访者供图

1942年5月25日，日军对八路军总部所在的太行山区合围，进行大“扫荡”，时任八路军副参谋长的左权在掩护总部机关突围安全转移时，日军一颗炮弹在他身边爆炸，生命的最后时刻，左权手中还紧握着一把手枪。

左权是抗战时期阵亡的八路军的最高将领。王晋透露，母亲曾亲眼看见左权英勇就义的一幕。“当时山上的人大部分都是总部机关的非战斗人员，母亲罗健所在的机要队也在其中，在机枪、炮火中艰难行动。左权挥舞着胳膊大喊‘卧倒！注意保护自己！’却不幸被弹片击中，壮烈牺牲。”母亲离左权25米左右，这一场景成为她心中永远的痛。

噩耗传来，彭德怀悲痛欲绝，怎么都不能相信，直到左权的卫士将左权的配枪和随身的公文包遗物交到他手中。随后，他将手枪赠予时任八路军总部作战科科长的王政柱。对王政柱而言，这支枪承载的不仅是回忆，更是左权这位恩师的教诲与情谊。

这份师生情，王政柱始终珍藏。王晋在讲述中数度哽咽：“左参谋长的那把手枪，在我的记忆里，父亲每个月要擦一次，我就在他旁边给打下手。手枪的手柄有一面像砂纸一样糙。我问父亲这里为什么不擦。他说这里不能擦，这是左参谋长的血流在上面，要留着。”1959年，王政柱将这支历经战火与岁月洗礼的手枪，捐赠给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72天2130里，他身藏黄金奔赴延安

弹雨硝烟中，忠诚是最耀眼的光芒。

1943年3月7日，草芽初绽的太行山区，山西辽县麻田八路军总部，彭德怀将时任作战科长的王政柱叫到跟前，通知他去延安学习，同时命令他把从日本人手中缴获、积攒起来的190两（旧制16两为1斤，折合约12斤）黄金和部分金银首饰带到延安，交给党中央。

这些贵重物品被装进当时战士身上斜挎的一个普通细长米袋子中，28岁的王政柱和机要科译电员罗健、饲养员汪秀田一行三人，当天便告别太行，踏上征程。

王政柱在回忆录《烽火关山——战争年代记事》中对这一段经历进行了记载：“3月9日：3月的太行，早晚很凉，为了不暴露，袋子只好放在衣服里面，隔一层贴身的衬衣，刚出发背上它就像背着冰块一样冰凉。”“4月24日：晚上从胡堡（方山城南）以南通过敌人封锁线进到临县以东的枣林，这是一路上行程最远的一天（100里），而且在封锁线两侧各翻越一座山。”

他们从太行山抗日根据地经晋西北跨越黄河，进入陕北高原，再向延安前进，经过长途跋涉，通过三条封锁线，身负重任的王政柱三人终于在5月17日到达延安。次日，中央军委办公厅负责人接走物资，王政柱悬着的心才落地。72 天、2130里路，王政柱始终金不离身，谨慎守护，同行的同路的另两个人都不知道他身上背着黄金。

王政柱赴延安路线图。

这段生死与共的旅程也让王政柱与罗健结下革命情谊。罗健认为“能扛住黄金考验的人，值得托付终身。”半个月后，两人结为夫妻。在王晋的记忆中，父母多次说过这段故事，“当时化妆和昼伏夜出，躲避敌人，完成任务很不容易。到了延安交出黄金时，母亲大为吃惊，每次提及此事，都用透着幸福和略微埋怨的眼神说‘几十天，我们天天在一起，我身体不好，老王一路照顾我，可老王一直瞒着我，我都不知道他身上带着这么多黄金，他对我都没有说一声’。”这段传奇经历，后来被八一电影制片厂和中央电视台摄制成电影《金身将军王政柱》。

铭记历史，他的亲笔手稿述说峥嵘岁月

新中国成立后，王政柱历任西北军区副参谋长，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参谋长，后又任海军青岛基地副司令员、司令员，海军副参谋长，海军南海舰队第一副司令员，海军后勤部部长，总后勤部副部长等，为保卫我国领海作出了突出贡献。

今年5月12日，78岁的王晋怀着对父亲的深切缅怀与对历史的敬重，专程从北京赶赴武汉，将家族珍藏数十年的父亲遗物捐赠给湖北省档案馆。此次捐赠除了正在展陈的笔记本与军毯，还有一份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的照片底片。

王政柱留下的手写笔记本。记者叶飞艳 摄

其中，封面泛黄的手写笔记本格外引人注目：内容横跨 1927 至 1945 年，既有“红四方面军史略”“抗日战争片段”等文字记述，详细记录敌我兵力编制、伤亡数据、指挥体系及反思总结等；更有“鄂豫皖苏区形势图”“新四军各师抗战根据地概图” 等精细手绘地图——这正是王政柱 “活地图”“活字典”“活档案” 才能的实物佐证。

“从小就见父亲特别喜欢地图，经常一个人站在地图前端详。”王晋自豪地说，父亲能随手画出地图，标注地形、山川、河流、村落、道路，与印制地图几乎无差，“即便七八十岁时，有传记组和军史研究部门人员到家里采访，他依然能随手画出地图，清晰讲述四五十年前八路军总部机关移动、战斗的细节。”

王政柱和家人在一起。受访者供图

而那条生产于1941年、在山西抗日战场缴获的日本军毯，更是陪伴王政柱走过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直到 1954 年他回国后，交给了王晋使用。王晋表示，“希望这些承载着家族记忆与红色精神的物件，能更好地发挥历史传承价值，让后人永远铭记那段峥嵘岁月。”

（汤华明 叶飞艳 汤群）

【罗田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