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常讲，他是一位从无数先辈牺牲的残酷战争中幸存下来的将军，让我们永远记住那些革命先烈，是他们用鲜血换来革命的胜利果实。”近日，《档案里的湖北开国将军》主创团队专访开国中将张才千之子张进军时，他几度哽咽，动情追忆父亲留守陇东卫戍边区、转战大江南北、游击湘鄂边的峥嵘岁月，还原了一位革命先辈的赤胆忠心与家国情怀。
开国中将张才千。湖北省档案馆供图
身经百战未受伤，三块银圆“救命”
地处大别山中段南麓、长江中游北岸的鄂东北腹地，有一座千年古城——麻城。麻城市区向北约30公里，便是山清水绿的乘马岗镇。张才千1911年出生于此，并从这片红色热土走上革命道路。
在革命思潮的影响下，张才千早年便投身农民运动，1927年参加黄麻起义，1930年4月加入中国工农红军，次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他随部队转战南北，参与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经历多次反“围剿”作战，屡建战功。
在张进军的回忆中，父亲曾多次提及三块“救命银圆”，言语间充满深情。这段故事的源头要追溯到1932年10月，时任红四方面军第十师第二十九团三营副营长的张才千，随部队撤离鄂豫皖苏区向四川转移。途中在湖北枣阳新集遭遇敌军。张才千一边举枪射击，一边组织反击，突遭敌军重机枪扫射。他感到军帽颤动，腰部也被硬物猛撞，疼痛难忍。激战之中无暇细察，直至占领制高点后，通讯员提醒他军帽被击穿。张才千检查发现，帽檐上有4个弹孔，腰间的自制皮钱包也被子弹打穿，三块贴身叠放的银圆中，最外一块被弹头划出一道深槽。张进军感慨：“父亲一生历经大小战斗不下200次，类似险情遇到过20多次，但从未负伤。这次是他记忆中最惊险的一次，他一直将脱险归功于这三块银圆，感激地称它们为‘救命银圆’。”
开国中将张才千之子张进军接受采访。
张才千以过人的胆识与谋略，屡创以少胜多的战绩。1934年6月，红四方面军在总指挥徐向前等指挥下，打响了决定川陕革命根据地和红四方面军生死存亡的万源保卫战。经过激烈战斗，敌我双方在万源大面山、玄祖殿和花萼山形成了三大战场，陷入僵持。
时任红十二师师长的张才千奉命驻守万源县城西南面的玄祖殿。1934年7月11日拂晓，敌军在以主力进攻大面山的同时，以一个旅的兵力分数路向玄祖殿阵地发起攻击。张进军介绍，父亲依托有利地形组织防御，连续击退敌军三次进攻后，果断抓住战机，派出小分队多路发起反冲击，最终以两个连的兵力击溃敌军一个旅。此后一个月内，他灵活运用战术，始终以少量兵力顽强抗击，确保玄祖殿阵地寸土未失，也有效策应了其他战场，为万源保卫战的胜利作出重要贡献。
留守陇东7年，保卫陕甘宁边区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开赴抗日前线。时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三八五旅七七〇团团长的张才千受领了一项特殊使命——率部留守陇东。其主要任务是领导并组织当地军民，共同保卫陕甘宁边区、保卫党中央，巩固八路军的总后方，并开展生产自给。
陇东地区既是陕甘宁边区的西南屏障，也是中共中央的重要安全防线，战略地位极为关键。张才千在回忆录《留守陇东》中写道：“前方后方同等重要，同样光荣。”他深知留守任务责任重大。1937年10月下旬，七七〇团正式进驻陇东，全团1400余人分驻于驿马关、宁县、正宁、镇原等地。
张进军介绍，当时陕甘宁边区的斗争环境十分复杂：东面隔黄河与日军对峙，其余三面被国民党几十万军队重重包围；边区内部还常有土匪骚扰。国民党当局对边区实行“防共、溶共、限共”政策，在军事上包围，政治上打压，经济上封锁，导致边区外援断绝、灾荒频发，脱产人员增多，财政压力巨大，处境极为困难。
为打破经济封锁，1939年秋，七七〇团决定创办军人合作社，开展商业经营以增加收入。筹措资金成为办社的关键。张才千带头捐出了他那三块一直不舍得花的“救命银圆”，并赋诗抒怀：“办社筹资本，全团争献金。为国可捐躯，对党能掏心。克敌渡难关，建军何惜银？涓溪可汇海，众志能铸城。国强军新日，再叙陇东情！”
1937年，张才千（右）与七七〇团肖元礼政委（左）、袁渊参谋长在甘肃庆阳。
1942年秋，七七〇团响应中共中央开展大生产运动的号召，全体指战员开赴大、小凤川垦区，投入轰轰烈烈的开荒屯田。据《解放日报》当年报道：“大凤川地区开展军民生产竞赛，每人日均开荒2.3亩。”昔日荒凉的大凤川变得牛羊成群、粮食满仓，不仅改善了部队生活，还向延安输送粮食，有力支援了边区建设和抗日前线。
1944年11月，在陇东坚守7年的张才千率部告别延安，开赴河南豫西抗日前线，投身新的战斗，开辟并巩固了抗日根据地。
游击在湘鄂边，78天转战17个县
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中原突围后，我军决定派一支奇兵渡过长江，深入江南敌后。1947年2月14日，鄂西北军区参谋长兼第四军分区司令员张才千，率领鄂西北军区四团和警卫团一部共1200余人，自原宜都古老背南渡长江天堑，又连夜从鄢家沱渡过水流湍急的清江，继而向西南方向挺进，意在与李人林率领的江南游击支队会合，共同在湘鄂边地区开展游击作战。
10天后，两支部队终于在敌占区腹地、老革命苏区——红渔坪胜利会师。红渔坪村位于宜昌市五峰土家族自治县采花乡，三面环山，地势险峻，据关扼险，易守难攻，而且还是土地革命时期的革命根据地，群众基础好。两支部队整编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江南游击纵队，张才千任司令员兼政委，李人林任纵队副司令员兼副政委，下辖一、四两个支队，共1600余人。为纪念此次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会师，五峰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后在红渔坪立碑纪念。休整数日后，江南游击纵队兵分两路展开行动：张才千率纵队机关和第四支队，李人林率第一支队，两路互为策应，以机动灵活的战术转战于湘鄂川黔边游击作战，继续牵制敌军。
江南游击纵队成立近三个月，应战局部署要求，加之部队孤军深入，无根据地依托，江南已进入梅雨季节，山洪经常暴发，部队行动不便。根据中央军委“相机北渡”“会合鄂西北”的指示，纵队决定北渡长江，重返鄂西北。至1947年5月下旬，部队成功与千里挺进大别山的中原野战军会合，汇入全国战略反攻的洪流之中。
张才千在其回忆录《中原逐鹿》中记载了这一段经历：“我们（四支队）在江南活动共78天，转战湘鄂边地区17个县，行程约3500里。整个江南游击纵队在此期间共作战200余次，歼敌3000余人，缴获步马枪3000余支、轻重机枪300余挺，成功牵制敌军4个旅的兵力，延缓其调入其他战场的时间。人民解放军江南游击纵队的声威，震撼湘鄂边广大地区。”
1958年，张才千(右一)下连当兵时参加射击训练。
铭记战火牺牲，传承革命精神
在张进军的记忆里，父亲始终深深惦念那些曾与他生死与共、并肩作战的战友。“当我问起父亲战争年代的往事，他从不讲述自己如何指挥打仗，总是沉痛地说：‘那时死了好多的人哟……’”张进军回忆道，“和父亲有关的事都是我们后来从书籍、影视和其他人的讲述中了解到的。”
张进军说，作为一名从农民运动中成长起来的军事指挥员，父亲经历了红四方面军三过草地的艰辛、反“六路围攻”的惨烈、抗战时期留守陇东的坚守，以及中原突围的惊险。然而，面对我们子女对“打胜仗”故事的好奇，他只是反复用那句“死了好多的人哟”，提醒后人牢记胜利的代价，铭记牺牲的革命先烈。
“父亲对于自己的孩子没有过多的说教。但他对待工作严谨细致、认真负责的态度，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一生。”张进军说，父亲从不要求他们在职务上达到什么级别，而是要求他们实实在在把自己本职工作做好。
即便在生命最后时刻，将军依然心系国家。张进军回忆，1994年，罹患肺癌的父亲在弥留之际，口中喃喃的仍是“开会”“打仗”这样的字眼。“在我心中，他始终是一位不图虚名、刚正谦逊、对革命事业无限忠诚、对战友深情厚谊的共产党员。”张进军动情地说。为让后代不忘历史，张才千生前还留下《留守陇东》《中原逐鹿》两本回忆录，以亲身经历记录那段艰难而光辉的岁月。
将军一生眷恋故土。他早早嘱咐家人，身后要长眠于家乡麻城——这片他一生热爱的红色土地。
（整理：汤华明 叶飞艳 汤群）
【编辑：丁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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