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日报-长江网讯 在一次会演中，音乐人张起听到了一首湖北民歌：

合作社呀新气象，/男女老少干活忙，/上工不等太阳红，放工要等月亮黄，/月亮黄来不愿走，/恨不得黑夜变天光。

他感叹说，这首歌简单朴素，却“已经接触到了我们生活的本质，用有力的线条，勾画出社会主义劳动的高度积极性。”

这是1956年《人民音乐》杂志上登载的《湖北群众业余艺术会演上看到的湖北民歌》一文中的一个片段。那一年，湖北举行了历时七天的群众业余艺术会演，是一场民间艺术盛会，四百多个节目中，有半数以上是民歌，“有好多是十分清新可喜、真挚动人的民歌演唱。”现在的学者将那一年的会演当作第一次湖北民歌高潮的高潮。他们回忆说：

《得得调》《小女婿》《畔根子草》《薅黄瓜》等一批江汉民歌，从地县带来武汉，从舞台走向工厂、机关和学校。一时间处处熏风，男歌女唱。随后出现了一批省地县的作曲家新创的民歌，翱翔在广大城乡。如《幸福歌》《回娘家》《喜坏我的妈妈吔》《割早稻》……掀起了传唱湖北江汉平原民歌的热浪。

民歌的“民”在于绵延不绝，充满地方特色，即我们常常讲它的人民性、传承性和地域性，但这只是硬币的一面。当一批民歌突破传统、地域的局限，变成全民的流行，迎来它传播的“高潮”，更在于民歌的“歌”，它的生活性、现实性和创新性、流行性，如同张起所说：“比较迅速地反映了人民的现实生活，揭示出他们的新的思想和感情。”

时代的语言可能揭示的是超越时代的艺术规律。民歌的拯救整理不仅在于尊重传统和地域的“非遗”保护，更在于打破传统和地域，以遗产为资产的创新，以民歌特色为当下时空里从通俗到高雅音乐的精神源泉，从这点说，人不如故，歌不如新。

文/周劼

【编辑：戴容】

（作者：周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