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日报大武汉客户端11月2日讯（记者王慧纯）“第二次城市更新是在第一次基础上的再出发，推进方式从过去的‘拆改留’变成了‘留改拆’，实质已大大不同，以‘拆’为主，变成了以‘留’为主。尤其对历史环境而言，以保护为前提的再生，成为城市更新攻坚克难的主要对象”。11月1日，第七届武汉设计双年展开幕式上，中国科学院院士、建筑学家常青以《城市有机更新与历史环境再生》为题发表演讲，阐述了他对当下城市更新的理解。

中国科学院院士、建筑学家常青发表主题《城市更新与历史环境保护》的演讲。长江日报记者 刘斌 摄

近年来在国家高层倡导下，推进城市更新已成为城市建设的主旋律。常青长期从事历史环境再生设计研究，多年前即提出了介于“维持历史建筑旧貌”与“毁旧建新”之间的第三条道路——保持城乡地方历史特征和多样性活力的“适应性再生”途径，这与城市更新有密切关联。他表示，事实上我国现在的城市更新已是二次更新，首次更新发生在2000年前后那30年里，“我们已经对大多数农耕时代的城市和近代旧工业城市进行了摧枯拉朽式的更新改造，比19世纪以巴黎为代表的西方历史城市更新晚了一百多年，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也留下了遗憾和教训。再次出发进行二次城市更新，相当于从浅水区进到深水区，不确定性和困难会更多。因为过去‘拆改留’比较容易，以拆旧建新为主；现在讲‘留改拆’，能留的要尽量留，拆除上限只能是五分之一。”他表示，这意味着更新的红利所剩无几，“谁获益，谁买单”成了难解之题。

苏州是常青心目中城市更新与历史环境保护做得最为成功的案例之一，“姑苏区的古城肌理和风貌保存比较完整，这是很了不起的”。常青称，现在的历史城市更新要在符合经济社会和人居环境的可持续发展需求下，进行以保护为主导的更新，这是一项重大的挑战，他本人也在努力进行理论与实践的尝试，提出了“留、改、拆、拼”再生策略，“拼”为“拼贴”（collage），其效果是“新旧共生，和而不同”。

他以进行中的福州中洲岛再生为例，“其实中洲岛的传统肌理和历史遗存已经在上世纪末消失了，本世纪初代之以当时流行的‘欧陆风’建筑群，现在要进行二次更新，怎么办？福州人的记忆里已包括了这一块，尽管现状从形态到业态已衰落凋敝，再拆除新建，当地人未必接受”。他的方案对中洲岛的跨岛道路东侧主体建筑从里到外做了整饬设计，使其品质大幅提升；道路东侧的“欧陆风”附属建筑品质低于东部建筑，面积总占比也较低，因而设计采用了拆除重建策略，形成一个与东部保留建筑相拼贴的阅江观景大舞台。

还有一个海口骑楼街区的“骑楼外滩”地块设计案例，也体现了常青“留、改、拆、拼”的设计思路。这个面向海甸岛的骑楼街区长堤路段，在上世纪90年代的第一次城市更新中已将大部分骑楼建筑拆改为品质不高的新建筑，10年后在骑楼街区保护规划中，将仅留的4栋骑楼建筑之外的建筑确定为拆改对象，为二次更新定下基调。因此他提出“新旧骑楼共生、今昔和而不同”的设计定位，“我不赞成在这里建仿古骑楼方案，而是推出‘古韵新风’的新骑楼设计，我认为这样做是对骑楼老街区真正的尊重和致敬。”

二十年前，常青主持了上海老城厢豫园片区方浜路的改造工程设计，在第一次更新改造大拆除后的停车场上，设计了可与豫园地区历史环境对话的红色楼台。时至今日到了二次更新的时候，“二次更新的翻建优化设计，是另一种再生设计，要以更加现代的形手法，表达黛瓦粉墙，歇山屋顶的意象和美感，优化其室内外空间环境，使之更加适地和适形，以适应和融入豫园地区的历史环境”。

11月1日，第七届武汉设计双年展开幕现场。长江日报记者 刘斌 摄

对“武汉设计”，常青给予高评价，“武汉无愧于‘设计之都’称号，这里的设计界包括学界和业界都有深厚的设计底蕴、文化传承和创作爆发力。闻名遐迩的黄鹤楼重建设计、恩施彭家寨再生设计、‘巴公房子’再生设计、昙华林创意设计、无图施工技术领先的武汉气象塔设计、首个突破减隔震技术难关的广州科学中心设计等等，都给人以深刻印象和悠远回味。”

今年是武汉的“城市更新年”，记者问到如何避免城市更新过程中可能造成的街区丧失活力等问题，常青认为，这是旧区改造后的普遍现象，“既是文化记忆和传统习惯灭失的结果，也是基层社会消费链断裂的必然。从社会进化的角度看，似无必要为之惋惜或哀怨。”他强调二次城市更新应在保护的前提下创新，“我们更应关注如何使其适应性再生或涅槃重生。要实现这种愿景，必须找到某种再生触媒或催化作用力，守正创新设计是最有可能担此重任的要素之一”。

【编辑：王戎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