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22年11月4日原华中理工大学（现华中科技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杨叔子先生离世后，徐辉碧每年都会以诗寄思。初学时，她仿崔颢《黄鹤楼》落笔：“叔子驾鹤已西去，此地空余院士楼。”“黄叶年年落，叔子归不归。”2023年，她写下：“深夜书房疾书写，卧室空空不忍归。”2024年，她在《墓前》一诗中写道：“七十多年深深爱，天长地久不离开。”

如今93岁的徐辉碧，是我国生物无机化学领域的先行者，曾任华中科技大学化学系主任、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1960年，她与杨叔子院士结为伴侣，从此携手并肩，走过70余载风雨。

2022年，杨叔子临终前嘱托徐辉碧，希望将自己的人生经历整理成册，以此启迪后辈。徐辉碧含泪应允“尽力而为”——她认为自己文笔有限、岁月已高，但“答应他的事，我会努力做到”。年近九旬，她从零开始学习拼音打字，凭着单指敲击键盘，速度缓慢，但未有懈怠，耗时两年，一笔一画，完成近10万字的《我和杨叔子》书稿。目前，徐辉碧还在和朋友们一起进行《杨叔子全集》的编纂工作。

书中，徐辉碧提及自己最爱的歌曲《You Raise Me Up》。“你鼓舞了我，让我能站在群山顶端；你鼓舞了我，让我能走过狂风暴雨的海；你鼓舞了我，让我能坚强地靠在你的肩上。”她认为，这首歌曲的歌词恰如其分地映照了她与杨叔子彼此成就的一生。

3月31日，徐辉碧在家中。 记者占思柳 摄

3月底，长江日报记者在华中科技大学院士楼见到了徐辉碧。她身形清瘦，银发疏疏，眼中始终带着笑意。书房与客厅的桌案上，端端正正摆放着杨叔子的大幅照片，照片里的先生西装笔挺、眉目温和。透明桌垫下，铺着友人赠送的芙蓉十字绣，徐辉碧说：“愿鲜花围绕他。”虽已93岁高龄，但徐辉碧依旧耳聪目明、思维清晰，每日都用iPad阅读一小时公众号文章，密切关注世界变迁，思索人工智能与文科建设的意义——这正是1993到1997年，杨叔子主政华中科技大学时极力倡导的教育理念。一谈及杨叔子，她总会笑，说到兴起处，还会激动得捂嘴，露出天真或腼腆的笑容。

二人缘分始于中学时代的彼此欣赏。同窗一年后，被迫异地，后又因参加军事干部学校，从事保密工作一度断联。历经10年书信联络、聚散离合后结婚，二人相约“比翼双飞”，共攀事业高峰。为了节省更多时间投身科研，他们决定不生育子女，三餐皆在食堂解决。这对享誉国内的科学家伉俪，相守近百年，他们的爱情，像童话，更像一种选择。这个清明，长江日报记者独家对话徐辉碧，追忆与杨叔子的点滴。

以下为徐辉碧自述：

1960年，杨叔子与徐辉碧的结婚照。记者占思柳翻拍

“我这个人呐，最重视的就是工作”

新婚之夜，杨叔子写了一首诗，首句是“惊鸿一瞥十年思，圆缺阴晴无间时。”“阴晴无间时”，就是说我们谈了10年恋爱，时好时坏。

我们感情里的小波折，根源在我。我与叔子心意相通，但我心里曾有过一丝遗憾——他并非化学专业出身。我这个人呐，最看重的便是事业与学业，彼时我正在北大求学，常与化学系的同窗切磋交流，这份心思，我也如实告诉了叔子。

他没有丝毫辩解，只是回复我：“我相信你，这件事你自有分寸，我信你。”

那时，我们已经失联两年多。我因参与原子能材料相关的保密工作，不得不与外界断绝所有联系。得知我的顾虑与遗憾，叔子虽有烦闷，却始终坚信我们的感情。当时华工（现华中科技大学）的同事见他孤身一人，先后为他介绍了4位对象，都被他一一婉拒。他郑重地告诉我：“我相信你一定会回到我身边，我等你。”

我最终坚定地选择了叔子。他品学兼优，是众人眼中当之无愧的“学霸”，待人真诚宽厚，胸怀坦荡，对我更是体贴入微。

高中同窗一年后，我参加军事干部学校，叔子虽也报名参军，却因体检不合格未能成行。后来组织上决定高中学历女同志报考大学，我考入北京大学化学系，叔子辗转打听到我的消息后，便开始了漫长的书信往来。每周一封的信件，大多是他主动寄出，我虽然也给他回信，但他的信总是比我写得更长，文笔也更出色。

常有人问我，夫妻之间怎么拥有这么好的感情？答案其实很简单——志同道合。我们心意相通、志趣相投，都一心想把自己的事业做好，互相帮助，他鼓励我，我也鼓励他，有了一些进步，大家就都觉得很愉快，这一辈子很幸福。

1991年，叔子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后改称院士）后，学校特意举办了庆祝大会，他在发言中，依次感谢了党的培养、学校的关怀、同事的帮助，最后提到了家人的支持。当晚回到家中，我们并肩坐在沙发上，他问我：“你听明白了吗？我口中的家人，指的就是你啊！”

他常说，自己能成为院士，离不开我的鼓励与成全。当年，他不愿赴美访学，总觉得在国内同样能做出成绩。是我反复劝他：“眼下我国科技水平与世界先进水平还有不小的差距，走出去，才能开阔眼界、取长补短。”之后，我主动找朱九思校长审批他出国事宜，托同学联系美国的导师，转交整理申请材料，甚至为他备好出国所需的衣物，替他解决所有后顾之忧。叔子后来坦言，若没有那次赴美经历，便没有他后续一系列突破性的科研成果。我笑着回应他：“不用谢我，我也要感谢你，你也让我成为更好的自己。”

年轻时，我们都喜爱读苏联小说《远离莫斯科的地方》，书中工程师与医生在艰苦的环境中相互扶持、彼此成就的爱情，深深打动了我们。叔子曾特意问我对这对恋人的看法，我明白他的心意——我们也要像他们一样，在岁月的风雨中，相守相爱、并肩前行。

2022年，叔子住院期间，我每日都会前去探望，离别时，总会对他说：“我明天再来看你。”未曾想，有一次，他用微弱却清晰的英语轻声对我说：“I love you.” 他留给我的最后寄语，化用了白居易《长恨歌》的名句，“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爱绵绵无绝期。”只是将原诗中的“恨”，改为了“爱”。

2025年11月，徐辉碧在纪念杨叔子逝世三周年会上讲话。

答应他的事我就会做：90岁写下近10万字

杨叔子的一生，心中始终装着学生，最爱也是学生。例如：他的学生史铁林，后来是杨叔子团队的负责人，也是机械学院原党委书记，他一心扑在工作上，无暇顾及孕期的妻子，叔子会交代炖好鸡汤，让家人送到史铁林家中，他关心学生，细致到这种程度。

他对学生的要求极为严格，经常督促大家背诵《论语》。“要是背不出，绝不轻易过关。”在他心中，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密不可分，他曾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没有现代技术，一打就垮；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没有人文文化，不打自垮。”这句话，被我们郑重地刻在了他的墓碑上。

如今，再翻看各类报道，我愈发觉得叔子的教育思想极具前瞻性。早年，曾有院校主张砍掉部分文科，只重视理工。如今，世界顶尖高校都愈发重视文科建设——因为人工智能可以替代机械劳动，却难以替代人类的创新思维；而思想的淬炼、智慧的养成，离不开历史、哲学、文学的滋养，文理交叉融合、协同发展，才是教育的未来，才是国家发展的底气。

叔子离世前，最大的心愿，便是将自己总结的32字人生感悟整理成册，留给年轻一代，这也是我写《我和杨叔子》这本书的初心。我自知文笔远不及叔子，他文理兼通、才华横溢，而我提笔艰难，不善言辞，但答应他的事，我一定要全力以赴。

我从未学过拼音，使用电脑对我而言，无疑是困难的。崔崑院士得知后，特意将字典里的拼音字母表打印出来送给我，耐心叮嘱我，照着练习，慢慢就能学会打字。年近九旬的我，先从拼写自己的名字“徐辉碧”学起，一点点摸索简写组词的窍门，一点点提升打字速度。我整日伏案写作，上午不停歇，下午不松懈，耗时整整两年，一字一句敲出了近10万字的书稿。去年2月，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的编辑专程来家中座谈，在编辑和陈定方教授的帮助与修改下，2025年底，《我和杨叔子》终于得以出版。

我这一生，从不畏惧困难，越是艰难，越要迎难而上。40多年前，我作为访问学者准备赴美学习，那时的我，英语听说能力很差，与人交流都十分困难。但我没有退缩，每日天不亮就跑到校园的田埂上大声朗读，配合录音机反复练习，纠正发音，一日未间断。半年后，我顺利通过了英语考试，可从容应对日常交流。我本是化学专业出身，却选择了跨界研究生物无机化学，从未接触过生物化学的我，专程前往华中师范大学拜师学习，每日下午准时登门听课，认真记笔记，仅仅两个月，便打下了初步基础，顺利开启了跨界科研之路。

我始终觉得，人生路上，遭遇困境是常态，如果一味退缩、逃避，便只能平庸度日，我和叔子都不是那种让自己的工作平平就过去了的人。国家将我们培养成学科带头人，我们便要扛起责任，要攀这个高峰。

叔子一生克服的困难，比我更多；我是攀一个矮矮的峰，他攀登的科研高峰，比我更高，他最终成为院士，而我，也在生物无机化学领域奋力前行，努力作出自己的贡献。

叔子博览群书，精通英、德、俄三门外语，求知欲从未减退。早年，他还想学法语，每日凌晨4点就起床苦学。我心疼他的身体，劝他：“你已经掌握了多国语言，足够支撑科研工作，不必如此透支身体，慢慢来就好。”他听了我的劝说，最终放下了法语学习，也让我少了一份牵挂。

20世纪80年代，杨叔子与徐辉碧在家中讨论工作。

他鼓励我说“诶，比翼双飞啊！”我说“我跟你双飞不了”

在我看来，攀登事业高峰，从来都不是一种代价，而是一种苦中作乐。每攻克一个科研难题，每取得一点微小的进步，心中的喜悦便难以言表。叔子与我一样，从不安于平庸，总是想做好一点，再做好一点。

婚后，我们便一心投身于各自的科研与教学事业。1962年，我调入华工，彼时，他是讲师，我是助教。他时常笑着鼓励我：“诶，比翼双飞啊！”我总会笑着回应他：“我跟你双飞不了，你比我优秀太多，我要加倍努力，才能跟上你的脚步，不拖你的后腿。”

我们都深知，成就一番事业，是很艰苦的，要花大量的时间，“要珍惜时间”——这是我们一生最坚定的共识。我们都认为，要把时间用到最值得的地方——事业。

我们那一代人，深受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影响，始终认同这样一句话：“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

我们并非不喜欢孩子，只是深知，养育子女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与精力。尤其对女性而言，孕期检查、育儿照料，难免会分散科研与工作的精力，影响事业的发展。恰逢那时，我弟弟家中子女众多，负担沉重，第四个孩子出生后，实在无力抚养。得知这一情况后，我们便主动将这个孩子认作女儿。叔子为她取名杨村春，寓意着“村庄的春天”。接她回家时，村春已经5岁，到了上幼儿园的年纪，她乖巧懂事、从不哭闹，也从未让我们为她多操心。后来，村春成婚，生下了孙女杨易，我们一家三代五口，相处和睦、其乐融融，也收获了属于我们的天伦之乐。

对于未生育亲生子女这件事，我们从未有过一丝后悔。女儿、女婿都十分孝顺体贴，凡事都为我着想。叔子离世前，还特意叮嘱他们，一定要好好照料我。如今，他们始终悉心陪伴在我身边，让我能安心投入工作，无后顾之忧。

我们从不要求当代年轻人复刻我们的选择，毕竟时代不同，生活方式、价值追求也自有差异。但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我们都希望年轻人能心怀爱国之心。叔子临终前，曾欣慰地说：“我这一辈子，为国家做了一些事，我一生是幸福的。”他还握着我的手，对我说：“徐辉碧，你也是幸福的，因为你也为国家做了一些事。”这句话，成为他留给我最后的叮嘱，也成为我余生前行的力量。

2026年1月13日，是徐辉碧93岁生日，她在查谦塑像前留影。

（长江日报记者占思柳）

【罗田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