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届“法理争鸣”高校版权辩论赛收官,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夺冠

“AI时代应当/不应当显著提高网络平台的版权注意义务”……4月13日,第十五届“法理争鸣”高校版权辩论赛决赛在武汉举行。最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代表队摘得桂冠,澳门科技大学获得亚军;澳门科技大学选手王凯霆荣获“最佳辩手”称号。浙江财经大学和甘肃政法大学代表队获季军,厦门大学、南京师范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武汉大学位列八强。

 第十五届“法理争鸣”全国高校版权辩论赛决赛现场。记者许魏巍 摄

本届辩论赛由中国版权协会指导,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湖北省版权局)、中共武汉市委宣传部(武汉市版权局)主办,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长江日报传媒集团长江网承办。

辩论赛自2011年举办以来,参赛队伍从9所在汉高校扩展到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在内的全国近50所高校,由全国学界、业界知名人士组成命题组和评委团,目前已成为我国高校版权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品牌赛事之一。

今年,赛事进一步创新升级——参赛高校范围从内地延伸至港澳地区;社会机构参与出题,辩题更贴近行业实践;参赛队伍走进武汉高新技术企业,了解湖北在版权保护方面的探索成果;推出普法短视频《版权青年说》,让法治议题进入公众视野。

第十五届“法理争鸣”全国高校版权辩论赛决赛现场,观众专注观摩比赛。记者许魏巍 摄

中国版权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杜贤表示,本届赛事体现了跨地区、跨领域、跨学科的特点,为提升全民版权意识,尤其是青年群体版权意识起到了重要作用,构建起版权保护发展的重要平台和载体。

正方:

平台应回归“守门人”本位,与创作者共建良好生态

“我方坚定认为,AI时代应当显著提高网络平台的版权注意义务。”正方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辩论队在开篇立论中明确主张,指出AI技术已使侵权转向“工业化量产”,并举例2024年仅今日头条平台处罚的AI洗稿内容就高达781万篇。

第十五届“法理争鸣”全国高校版权辩论赛决赛现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代表队队员论辩。记者许魏巍 摄

正方强调:“侵权损害具有不可逆性,一旦侵权内容进入公共视野,即便平台事后予以删除,在信息传播高度注重时效性的当下,权利人的合法权益损失也已无法挽回。”

“面对AI时代成百上千,甚至规模化批量出现的侵权主体,权利人该如何维权?”正方在质询环节直击现实困境,明确指出,传统的“通知—删除”一对一机制与当前海量侵权的规模严重不匹配,难以有效保障权利人的合法权益。

同时,正方结合实例指出现有规则的不足:“当前适用的‘红旗原则’标准过高,要求侵权事实明显到如红旗飘扬般显而易见,而普通创作者往往因知名度不足、举证能力有限,难以达到这一标准,维权之路举步维艰。”

“AI时代下,平台的内容控制能力与商业获利能力被同步强化,因此要求其承担更高的版权保护义务具备充分的法理正当性。”针对平台的角色定位与责任边界,正方补充论述:“早期算法仅为静态的信息匹配工具,彼时平台扮演的是中立信息广场的角色;而AI技术的深度介入推动平台迭代升级,进化为深度介入内容分发、主动影响传播走向的智能代理。”

正方进一步论证:“现如今的平台早已超越中立媒介的范畴,更像一个主动推送的‘销售’,侵权者发布内容的传播热度与影响力,背后离不开平台推流机制的助力。平台的收益源于广大用户,更源于创作者的优质内容,平台没有理由不履行版权保护义务,不去保障创作者的合法版权。”

在总结陈词中,正方提出:“我们应推动平台义务从事后被动处理转向‘备案—审查—过滤’的主动预防机制,并要求平台利用技术能力,回归‘守门人’本位,主动承担与其控制力和获利相匹配的版权注意义务,与创作者共建良好生态。”

反方:

侵权事实如遭平台误判,创作者热情会消减

“我们讨论AI时代应不应当显著提高网络平台的版权注意义务,要看网络平台的注意义务相比过去在程度上是否应得到显著提高,或者在法律治理各方主体中,是否应显著提高平台这一主体的注意义务比例。”反方澳门科技大学辩论队开篇立论亮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避风港”原则,指出在发生著作权侵权案件时,被告侵权后负有删除义务,若要显著提高注意义务,网络平台的判断侵权能力与注意义务不成正比,违背经济学规律,将破坏社会福利最优解。

 第十五届“法理争鸣”全国高校版权辩论赛决赛现场,澳门科技大学代表队队员论辩。记者许魏巍 摄

反方进一步指出,在评估注意义务时需进行双向评估,既要评价侵权者,也要评价版权人。此外,注意义务不仅涉及否定性评价,也涉及肯定性评价。

反方认为,在算法社会中,合理的做法是将防范义务配置给预防成本最低的一方,也就是信息成本的优势方即版权人。

平台每天要面对上千万乃至上亿个视频,根本无力全部监管,同时AI生成的视频也极难判断是否侵权,在法理上能力和义务是不对等的。

反方坚持,让创作者去主张自己的权利,因为创作者更了解自己的作品,更容易判断有没有被侵权,所以显著提升平台的版权注意义务是没有道理的。

随后,反方举例巩固论点,指出腾讯云版权AI审查系统之所以成为国内“大厂”多模态AI版权审查标杆,正是由于版权人主动提供作品数据库,而非单方面要求平台进行无限审查。

反方认为,在现状下,平台已经承担了明知和应知的论证义务,而在此情况下再显著提高网络平台的版权注意义务,会导致经济学上的权责不平衡。

事实上,AI审查系统不是万能的。反方举出半年内有220万个审查错误的案例,而还有很多未被发现。

因此,反方主张,在技术尚未赶超的情况下一味增加平台的注意义务,只会导致失衡。当自愿原则变成义务的时候,平台会因担心错判而将审查变得更复杂;当原本没有侵权的内容也被认定为侵权时,版权人的创作热情就会被消减。

(统筹 | 耿愿 采写 | 长江日报记者万凌 李沁雪 唐婕 通讯员周哲 胡颜 摄影 | 长江日报记者许魏巍)

【编辑:陈麒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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