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端是生命落幕，一端是新生启航。他们被称为生命的“摆渡人”，护送逝者以另一种方式继续活在这个世上。

5月8日，世界红十字日，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这一职业受到关注。记者从省红十字会获悉，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器官捐献协调员李志军荣获全国优秀协调员。

作为武汉乃至全国最早一批器官捐献协调员，李志军已在岗位上坚守了14年。14年来，他累计护送500多位捐献者完成器官捐献，在省红十字会的回访中，捐献家庭对他特别认可。正是凭着他一次次奔走、陪伴、帮助，默默成全了500多个家庭的大爱，让生命得以温暖延续。

在禁忌中点亮第一束光

5月7日，记者在中南医院见到李志军，今年41岁的他温和沉稳，话不多，正准备去宜昌。

时间回到2012年，我国器官捐献尚在试点探索期，传统“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观念如一道厚墙，公民去世后自愿捐献行为非常少，器官来源严重不足。彼时，在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移植医学中心从事行政工作的李志军，亲眼见过太多疾病终末期患者在等待中离世，那种绝望与悲痛，深深烙印在他心底。

在当时中南医院器官移植专家叶啟发教授的推动下，他转型成为湖北最早一批持证上岗的器官捐献协调员。

起步之难，超出想象。最初的病房沟通，常被视作“不吉利”，被拒绝、被误解、被驱赶是常态。“那时候感觉自己像个无实物的推销员，手里只有几张宣传单，面对的却是撕心裂肺的悲伤，还有不理解的排斥。”李志军坦言，刚开始不止一次想放弃。

“不像有人认为协调员会说个不停，其实我们话很少。我们不诱导、不施压，只做政策讲解、医学科普与情感陪伴，把最终决定权完全交给家属。”李志军说，他会告诉捐献者家属，亲人离世还有一条有意义的身后之路，无论怎么选都会尊重他们的决定。

2015年1月1日，公民逝世后捐献成为器官唯一合法来源，中国器官捐献事业迈入规范化时代。此时，李志军已在这条路上默默坚守三年。

在最深的悲痛里传递大爱

器官捐献协调，最难的不是流程，而是人心。李志军深知，家属正经历人生至痛时刻，任何一句生硬的话、一个急躁的眼神，都可能加重伤害，关上希望之门。他的沟通，是以共情倾听悲伤，以尊重守护心愿。

李志军（左一）和同事们倾听逝者家属捐献的诉求。受访者提供

2025年5月，宜昌退休老中医杨明（化名）因脑干梗死陷入深度昏迷。生前，他曾多次叮嘱家人：“若到了最后时刻，愿捐献器官，完成最后一次救死扶伤。”李志军第一时间赶到，只有陪伴与倾听。他郑重承诺：会以最高敬意对待捐献者，保障每一个环节规范、庄严。

最终，杨明的肝脏、双肾和眼角膜，成功挽救了3名重症患者，为2名失明者送去光明。杨明的儿子含泪签下确认书，轻声说：“父亲一生救人，现在以另一种方式活着，这是他最好的归宿。”

一位武汉高中女生在宜昌意外坠亡，热爱旅游的她，还没看遍这座城市的风景，家属悲痛欲绝。在完成捐献流程后，李志军做出一个决定——自己开车载着怀抱女孩骨灰的家属，绕行宜昌全城景点。“孩子喜欢这里，就让她好好再看一眼。”一路沉默，一路风景，这份无声的慰藉，让悲痛有了一个安放的去处。

22岁外卖员李正才意外溺亡，父亲强忍悲伤同意捐献，只盼儿子“换一种方式看世界”。捐献后，李正才的父亲拜托李志军，“我们想知道他活得好不好”。

“他很好，救了5个人。他的心脏跳动很有力。”李志军严格按照器官捐献的双盲原则，不透露受捐者隐私，又给捐献者家庭带去宽慰。

还有一位女士，丈夫车祸离世后在巨大的悲痛中捐献了丈夫的器官，一年后，她的母亲去世，她主动联系李志军，再次选择捐献。“是你让我们明白，生命可以以另一种方式延续。”

见证“讳莫如深”到接纳向善

李志军的14年，见证着社会观念不断进步。

入行之初，器官捐献是“禁忌话题”。如今，越来越多人主动登记、志愿加入。到今年3月，武汉遗体器官捐献志愿者登记人数达8.2万人，累计实现了遗体、器官、组织捐献5300余例。在武汉石门峰纪念公园，镌刻着4800多个名字的捐献纪念碑，成为城市文明的地标。

8年前，李志军自己也登记成为器官捐献志愿者，那张志愿卡常年放在证件包最内层，和身份证放在一起，“我是生命摆渡人，更要成为生命接力的一员”。

李志军登记成为器官捐献志愿者，志愿卡随身携带。 记者刘睿彻 摄

“十几年前，协调员协调器官捐献成功率不到1/10，现在能到1/5了。”近三年，李志军累计成功协调器官捐献226例。

14年里，他手机24小时不关机，深夜奔赴医院是家常便饭，忙通宵也很常见。他常说：“我们多跑一步、多等一刻，就可能多挽救一条生命、多圆满一个家庭。”正是这份朴素初心，让他在误解与压力中，从未退缩。

“正是见惯生死，才更懂生命可贵。”每当看到移植患者重获新生，他便觉得所有委屈与疲惫都值得。

（长江日报记者刘睿彻）

【编辑：丁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