循吏，即古代守法循理、勤政爱民的官员，如宋之包拯、明之海瑞、清之于成龙，皆以清正廉明、务实担当而名垂青史。两百多年前的湖北江夏知县李拔，就是这样一位深得民心的循吏，其治政理念与实践，至今仍闪耀着跨越时空的智慧光芒。

李拔（1713—1776），四川犍为县人，进士出身。他从基层起步，累官至湖北荆宜施道道台。李拔一生为官勤于思考，勇于任事，清正廉洁，担当尽责，曾以榕树自勉：“在一邑则荫一邑，在一郡则荫一郡，在天下则荫天下。”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赞誉李拔的为政之德。

清乾隆十九年（1754）六月，李拔调任江夏县令。江夏乃湖北首县，督抚同城，水陆要冲，每日官员往来不绝。清乾隆初年，县署积案成百上千，有申诉者投递诉状十数年，竟石沉大海。

李拔到任后，政务繁巨，又需应对各方迎来送往。他深知处理案件与繁文缛节难以两全，便审时度势，自定章程：每日午前集中处理案件，午后审办，日结五案，案无留牍。迎送之事，则交书办应付。他感叹道：“宁得罪于上官，毋得罪于下民。”百姓欢欣鼓舞，同僚却嘲笑他不懂官场之道，上司也颇为不满。

李拔认为，朝廷设官本为百姓，他这样做，既为百姓，也为朝廷。面对同僚的“善意提醒”，他不以为然，坚持己见。在钟祥、长阳任职时，他尚可按自己方式处理政务；但在江夏，总督、巡抚、知府同城，一举一动皆在上司眼皮底下。即便如此，他凭借过人的审案能力和雷厉风行的作风，在一年多时间里审结历年积案一千七百余件，境内诉讼渐减，堪称能臣干吏。

李拔任职三年间，江夏再未发生重大恶性案件，社会治安明显改善，监所空空如也。李拔为官之声渐显，善断案之能深得上司赏识。此后湖北境内但凡有疑难案件，上级皆委托他审理。许多冤案经他公平审理得以平反，百姓称他为“李青天”。

李拔在江夏除清理积案外，还多次建议扩建江夏书院、振兴地方文化。他对修纂地方志尤为重视，希望将政绩书于方志、流芳后世。然而有人认为修志并非当务之急，意见不一，最终扩建书院与修志之事未能实施。

李拔从中悟出道理，没有上级支持，仅凭个人热情难以成事。他思想转变很快，明白了与上司取得共识的重要性。此后，但凡有好的想法，他都会积极与上司沟通汇报，把自己的意见转化为上司的意见，工作开展起来更加顺畅。这一转变，对他此后的施政方略深有启发。

李拔劝农桑、课书院，雷厉风行；下至地主佃户，上至县署吏员，无不谨慎从事。他惩治了一批常年欺压百姓的恶霸豪强，社会风气为之一振。他常早出晚归，访查民情，案头文件堆积如山，批阅公文常至下半夜。经他细致审理，许多冤假错案得以改判，还当事人以公正。

清乾隆二十年（1755）七月，江浙两省遭大风骤雨，海潮汹涌，多地大涝，百姓流离失所，米价暴涨。朝廷虽下旨豁免税赋，但赈灾粮米杯水车薪。若处置不当，极易引发民变。朝廷要求周边未受灾地区积极运粮支援。此时，地方官的主动作为和大局意识至关重要。

李拔很有远见，谋划在前。在朝廷赈灾命令尚未下达时，他便日夜筹粮，发动全县士绅、地主捐出余粮，短时间内筹集米一万多担，减价赈济灾民，避免了一方百姓忍饥挨饿，维护了社会稳定，间接缓解了朝廷赈灾压力，得到各级上司普遍称赞。

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二月，李拔在江夏任内政声卓著，湖北总督硕色、巡抚卢焯联合署名，以“江令狱不淹系、野无追呼、庭无留质、市无斗死”等表现极力推荐，称其“明干勤练”，建议升任汉阳府同知。经督抚再请，朝廷终于准奏，并交军机处记名。

李拔离任之际，百姓夹道欢送，依依不舍。众人公推举人汪知本为文，立《江夏县去思碑记》，刻石以纪其德政。汪知本写道：“公以民为邦本，政在养民。故急民事如拯焚溺、焦毛发、濡手足，亦所不惜。……宁为疏阔，雅不欲以此废政务。”

李拔身上体现的为民、务实、清廉、担当的精神，与新时代党员干部应有的政绩观高度契合。李拔的江夏县为政实践启示我们，真正的政绩，不是做给上级看的“面子工程”，而是惠及百姓的“民心工程”；不是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而是利在长远的“基础工程”。新时代的党员干部，当以李拔为镜，始终牢记“民为邦本”，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政绩。

（文：寒山）

【编辑：陈麒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