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3日，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原副部长仇保兴在汉以《城市发展六转向与原拆原建自主更新》为题开讲。

仇保兴提出，当前城市发展治理正面临人口环境、住房需求、能源碳排、文脉风貌、风险防控、科创使命六个方向的深刻转向。这六大转向是40年来城市发展治理面临的最新变化，也催生了以“原拆原建、自主更新”为主线的城市质量提升新路径。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原副部长，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仇保兴以《城市发展六转向与原拆原建自主更新》为题开讲。

在仇保兴看来，超大城市竞争力的体现，已转向“城市体验感”的比拼——即市民可感知的居住品质、更舒适的城市生活、更优化的科技生态。“原拆原建、自主更新”正是在空间重构中统筹推进系统优化，使物理空间的改造转化为城市体验感的整体跃升。

老房子“活”起来、老百姓“动”起来，居民留住了有温度的邻里关系和熟悉的居住空间，提升家庭资产，城市也因群众深度参与而呈现深层吸引力。推动“原拆原建、自主更新”形成气候，正当其时。

“突出一个核心，生活更美好。”仇保兴说。

破题“钱、地、人、手续”

原拆原建可灵活采用三种模式

在推进“原拆原建、自主更新”过程中，武汉在破解“钱、地、人、手续”四个维度上积累了丰富实践经验。分享中，仇保兴结合全国案例给出了新思路。

钱从哪来？仇保兴提出，居民可按周边新房价格的一定比例认购增容面积，这笔资金全部回馈小区改造，可解决资金大头问题。“一个500户居民的小区，这笔资金可以占到改造成本的八成以上。”此外，还可探索由平台公司统一建设地下车库及配套管网，通过车位使用权转让，实现长效投资回收。

多样灵活的“自主更新三大模式”，则解决了改造的类型问题。单幢原拆原建，不涉及楼层和面积调整，启动最快；多幢合并优化，可将五六层老楼整合为小高层，适合植入“立体园林”等新功能；小区整体重建，实现统一规划、统一建设。

仇保兴还提出，可扩大原拆原建、自主更新的适用范围，B、C、D级危房以及一定年限以上居住体验较差的老房子，都可以由业主自发申请改造，政府给予支持。

“个别住户不同意，可能导致项目拖延数年无法推进。如何化解这类风险？”有街道负责人就“人的意见如何统一”提问。仇保兴回答，用连贯的政策激励群众积极性。例如，当年启动项目的，政府给予一定补助，随后逐年按比例递减，“让政策呈现出清晰、稳定的递减预期，群众自主更新的意愿就会调动起来”。

“原拆原建不是简单的拆除重建”

增加服务配套，推行绿色低碳建筑

2025年8月15日发布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明确提出：“稳步推进城中村和危旧房改造，支持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

在仇保兴看来，原拆原建不是简单的拆除重建，而是提升居民家庭资产、留住有温度的邻里关系和居住空间的过程，同时也延续了城市肌理与历史记忆。业主在更新中拥有多种选择，恰恰能形成“和而不同”的美丽街区。借助绿色建材、智能建造、装配式装修等新技术，还可以进一步提升住房的宜居性，实现内涵式更新发展。

自主更新要建设怎样的“好房子”？仇保兴认为，除地下车库外，用于增容服务配套的面积可达到住房总面积的7%至10%。这些空间可用作社区食堂、运动场所、文化服务等生活配套。“过去房屋建设只注重增加居住面积，忽略了配套，而这些配套恰恰能实现长期运营，既能平衡项目建设资金，又能补齐城市公共服务短板。”

在具体推进中，可引入多家方案同台竞争、择优优化，政府职能部门全程提供指导，对优质更新项目可给予激励。仇保兴说，如果建成一座立体园林，不仅绿化面积能翻倍，建筑本身也能成为城市的景观。

在单个老旧小区推行绿色低碳建造模式，往往面临施工、成本等难题。“原拆原建模式如果能在全市规模化推广，成本可以大幅降低。”仇保兴认为，武汉推行绿色低碳建筑基础扎实，基层动员能力强。比如，屋顶光伏可享有50年收益权，通过统筹盘活，不仅能覆盖增量成本，还可产生收益。

原拆原建有助于壮大“社会共治”力量，是“人民城市人民建”的生动实践。围绕如何提高全社会积极性，现场提问踊跃。

“如何激活居民自治组织在自主更新中的主体性？”仇保兴建议，自主更新必须提升组织化程度，遵循政府托底、群众自组织的原则，最优路径是强化已有的业主委员会或居民联合社。

“新设组织成本高，法律保障也不充分。创新不能为新而新，关键要管用、有效。”他指出，武汉基层治理基础好，应当选择组织成本最低、最能利用现有资源的路径。

通过自主更新打造 “硅巷”范式

推动高校和科研机构等参与城市更新

当下，大城市的发展使命正从工业基地转向科创中心，依托存量空间打造科创集聚街区——“硅巷”，正成为推动科创产业回归都市的重要路径。仇保兴指出，武汉高校云集、人才资源丰富，具备孕育“硅巷”的深厚土壤，完全有能力通过自主更新打造未来的“硅巷”范式。

“对适宜创新创业的街区，应以专项基金扶持建立‘硅巷’。全国仅有北京、上海、武汉、杭州、广州、深圳等具备这样的先天条件，其他城市则较难复制。”仇保兴说，武汉的底气在于拥有武大、华科大等众多知名学府，在校大学生数量居全国前列。

“硅巷”模式起源于纽约曼哈顿。对于其生长逻辑，仇保兴以同济大学为例分析：“环同济知识经济圈”核心区域仅2.6平方公里，却聚集了4000余家企业，20余年间GDP从50亿元跃升至千亿元，形成了可自主生长的创新生态。仇保兴解释，创新创业之所以在此自发繁荣，是因为同济大学周边的老旧街区孵化器租金低廉，实验室、图书馆等资源便捷共享。这种创新要素的自由流动、高效集聚，以及科创与产业的双向渗透，正是高校周边创新持续涌流的关键。

“创新街区拥有创新聚集、交叉融合、包容文化、物理连接等12条准则。”仇保兴说，因此街区建设要叠加“15分钟生活便利圈”“15分钟文化享受区”“15分钟创新创业区”三大圈层，并兼顾适老、适少功能。

推动高校和科研机构以新方式参与城市更新，仇保兴还建议，可将内部闲置、居住条件不佳的老旧房屋转化为创业空间资源，释放独特价值。“硅谷最具价值的工位往往在斯坦福大学校园内，因为这不仅是一种荣誉，更代表着与前沿交流的便捷通道。”他说，高校应站在更高角度，发挥自身资源整合优势，大胆探索类似模式。

（长江日报记者秦璟 参与采写：栾嘉雯）

【编辑：陈麒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