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稿件发布于2014年 来源：人民网）

2014年6月，86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前常委、国务院前总理李鹏再推新书。”　1929年春，李硕勋回到上海，参加了中共江苏省委的领导工作，后被任命为红七军政委，接替原政委邓小平。

邓颖超和李鹏（后排右）在延安杨家岭窑洞前的合影

2014年6月，86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前常委、国务院前总理李鹏再推新书。这本由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电力出版社联合出版发行的《李鹏回忆录（1928—1983）》，是李鹏亲自撰写的一部自传体书籍。全书48万余字，不但详细记述了李鹏在55年中的工作、学习经历，还披露了大量家庭生活细节。一家人的命运起伏，经由李鹏平实、生动的笔触，铺陈在读者面前（下文中楷体部分摘录书中自述，略有删节）。

新书出版过程

中国电力出版社（下文称电力社）有关负责人向环球人物杂志记者透露，《李鹏回忆录》的筹划始自2005年。当时，《电力要先行李鹏电力日记》由电力社出版，李鹏提出：“我还要写一本回忆录，其中很多内容是在电力系统工作的情况，到时也请你们帮忙出版。”此后，他就开始了回忆录的写作工作。

2012年底，李鹏如约将一本打印好的完整书稿交给了电力社。这份书稿让电力社的编辑人员非常惊讶：不仅资料翔实、内容丰富，甚至连照片摆放的位置都已经安排好了。“这些内容全部由李鹏同志亲自撰写，没有工作班子。此前出版的《李鹏电力日记》中有一张全国电网构架示意图，同样是他自己用电脑画的。”电力社的工作人员介绍说，李鹏有记日记的习惯，退休前他还一直做工作笔记，这些都成为出版此书的重要参考。通常，李鹏都是直接在电脑上写作。电力社前社长宗健此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回忆说：“他常用一台黑色的笔记本电脑。”因为是理工科出身，李鹏对电脑操作十分熟悉。他曾跟电力社的编辑们开玩笑：“我也会PS（图像处理软件AdobePhotoshop的简称）。”

书稿写作进行到后期，李鹏对部分章节采取了口述录音的方式。他先看完有关资料，打好腹稿，然后对着小录音机口述。身边工作人员将录音整理出来后，他再对文字进行修改。

接到书稿后，电力社马上抽调文字、图片、美术等专业人员组成编辑队伍，由宗健任编辑组负责人，对书中史实，尤其是人名、地名、时间、事件和数据逐条逐项进行核对，最后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同志审核把关。

李鹏十分看重细节，编辑对书稿的所有改动都需要经过他的同意。在这个过程中，编辑组多次向李鹏汇报书稿编辑情况。每一次编辑提出需要解决或确认的问题时，李鹏都会当场作答或记录下来。李鹏的夫人朱琳也一直参与编辑组的汇报讨论。“主要是帮助李鹏同志回忆一些过去的人和事，并对书稿中的一些文字表述提出修改意见。”宗健说。

与李鹏接触久了，电力社的编辑们觉得他“平易近人、待人谦和、思维清晰、说话严谨，有时还很幽默”。在他们看来，整本书以叙事为主，情节生动、语言平实，文如其人，正是李鹏“平实质朴风格”的体现。

2013年8月，电力社完成了征求意见稿。2014年6月正式出版的《李鹏回忆录》与李鹏的原稿差别不大，结构上也没有变化，只是核对订正了一些基础内容和数字。讨论定价时，李鹏要求出版社“定低点”。本来，出版社计划为新书的出版举办一场首发式，但李鹏不同意，要求越简单越好。最后，出版社只简单办了一个读者座谈会暨赠书仪式。

李鹏父母。1926年8月，李鹏的父母李硕勋、赵君陶在上海结婚。

父母都是富裕家庭走出的革命者

说起家人，对李鹏影响最大的，无疑是自己的父母。在他的记忆中，父母虽然出生于富裕家庭，但后来都成为坚定的革命者，父亲甚至为革命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我的祖父叫李天祺，祖母叫何圣熙，我都没有见过。我们家在当地是一户比较富裕的家庭，我的祖父是做生意的。据说我的先辈是从湖北省麻城县城移民过来的（指四川省宜宾庆符县，今属高县）。

我的父亲李硕勋出生于1903年2月23日。他在家中排行属三，上面有大哥和二哥，大哥经商，二哥在当地教书，下面还有一个妹妹。

在宜宾、成都读书期间，李硕勋参加学生运动，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从事革命活动。1922年底，因遭到军阀通缉，他辗转来到北京读书，后进入上海大学学习。1925年，李硕勋在杭州结识了准备报考上海大学的赵世萱。1926年8月，二人结为终身伴侣。

我母亲于1903年1月17日出生在四川省酉阳县龙潭镇，她原名赵世萱，后改名为赵君陶。我的外祖父叫赵从善，外祖母叫陆碧莲。外祖父精于管理，生意越做越大，赚了不少钱。他们膝下共有九个孩子，五男四女，我的母亲排行第九。

1926年，李硕勋和妻子受中央派遣到武汉工作。1927年南昌起义后，他赴上海向党中央请示工作，后被留在上海做党的地下工作。也正是在这期间，他和赵君陶的长子李鹏出生了。

1928年10月20日，我出生在上海法租界明德里15号。在我出生的时候，我的父亲正在浙江省从事党的白区工作，未能陪伴在母亲身边照顾她。过了半年，到1929年3月，我父亲才奉中央的调动，回到了上海。这时候我已经快半周岁了，父亲见到一个活泼可爱的小男孩，心中十分高兴。他就问母亲：“给他取名字了吗？”母亲说：“还没有呢，等你来取呢。”他好像胸有成竹，说：“他在我们李家属于‘远’字辈的，就叫李远芃（音同鹏）吧。”我母亲不假思索念出了白居易的一首诗《贺雨》，其中有两句是“万心春熙熙，百谷青芃芃”。我父亲说：“‘芃’代表草木茂盛的意思，这说明我们家又多了一个革命的后代，我希望他能够像茂盛的草木一样，永远扎根在中国人民的土地上。”

1929年春，李硕勋回到上海，参加了中共江苏省委的领导工作，后被任命为红七军政委，接替原政委邓小平。

就在他抵达香港准备转往红七军时，突然接到中央电报。原来，中共广东省委书记蔡和森不幸被捕，英勇牺牲。

在这种危急情况下，中央任命我父亲为广东省委军委书记。军委办事机构那时设在香港九龙。不久，经过组织上的批准，我的母亲带着我一起来到了香港，见到了我的父亲，一家人团聚了，十分高兴。

短暂的团聚后，根据工作需要和省委的指示，父亲只身一人赴海南岛主持召开军事会议。不幸的是，他一上岸就被国民党密探逮捕了。究其原因有两个：一是有叛徒出卖；还有一个原因，他是四川人，不懂当地方言，在海南又没有任何关系掩护，很容易暴露。

我的父亲被捕后，在狱中受尽敌人的严刑拷打。据后来一位被营救出狱的同志回忆，敌人对我父亲进行了各种残酷折磨，以至两条腿都被打断了。身份已经暴露，为了保护党组织和同志们的安全，他始终咬紧牙关，只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没有作出任何出卖党、出卖同志的事情。

在狱中，李硕勋感到凶多吉少，写下遗书，托狱中同情共产党的人将信带到香港。直到1931年9月他去世后，这封遗书才被辗转交到赵君陶手中：

“陶：余在琼已直认不讳，日内恐即将判决，余亦即将与你们长别。在前方，在后方，日死若干人，余亦其中之一耳。死后勿为我过悲，惟望善育吾儿。你宜设法送之返家中，你亦努力谋自立为要。死后尸总会收的，绝不许来，千嘱万嘱。勋九·十四”

当时，赵君陶已有4个多月的身孕，只能先带着李远芃回到上海。在上海，她生下一个女儿，取名李远芹（后改名李琼）。1932年秋，赵君陶带着一对儿女从上海回到重庆，一度在宜宾老家短暂停留，后前往成都。

在成都，我们住在二舅家。二舅家位于西御西街113号。以后，这里成了四川地下党川康特委的重要秘密活动点和联络点。

母亲的自尊心很强，她对我二舅、二舅母讲：我不能天天待在家里，也要出去找份工作，赚点钱，来供养儿女上学，补贴日常开销。就这样，我母亲从1933年下半年开始，一直以教书为生。

我于1935年的秋季开始上小学。我的母校是四川省立实验小学，其间也经历了一些变动。

1939年，赵君陶被调到重庆从事保育院的工作。

当时在重庆成立了一个战时儿童保育会，由宋美龄担任会长，还有一些妇女界的名流担任委员，邓颖超就是其中之一。同时成立了若干个战时保育院，我母亲被邓颖超推荐到战时保育会直属第三院当院长，直接受邓颖超的领导。她在那里工作了6年零8个月，直到抗战胜利，收留了800多个儿童和少年，把他们从死亡线上挽救过来，使他们受到了很好的教育。

我母亲还接受党的任务，承担了秘密工作，在保育三院发展了党的组织，建立了党的特别支部。

与母亲分别后，李远芃先是随邓颖超赶赴成都，后被送到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创办的育才学校学习。1940年秋开学不久，他接到通知：准备去延安。

1941年2月，一支百余人的队伍几经波折，终于抵达延安。途中，中共南方局青委书记蒋南翔帮李远芃改名为李鹏。这个名字，他一直沿用至今。

离开延安后，李鹏曾进入张家口工业专门学校学习，1946年7月毕业后，他希望赶快到工作岗位上去锻炼，并选择了电业。1948年9月，李鹏赴苏联留学。他听从任弼时“应该学习经济管理和自然科学”的意见，选择了莫斯科动力学院的水电专业继续深造。

我到苏联后，听说我母亲已不再担任东北保育委员会主任，她也不愿意在妇联工作，而愿意从事她热爱的教育事业。经蔡妈妈（即蔡畅，编者注）批准，她到哈尔滨第四中学担任校长。

建国后，赵君陶继续从事教育工作。在中南教育部工作时，她创办了工农速成中学，后在天津创办南开大学工农速成中学。到北京后又参加了北京化工学院的创办工作，1985年冬在北京逝世。

几位长辈都是革命干将

除了父母，李鹏的其他几位长辈也在中国革命历史中留下过深刻印记。

我的二舅赵世珏，早年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后进入川军刘文辉的部队，是一位中级军官。二舅夫妇膝下只有一个儿子，也就是我的表哥赵令瑗（后改名赵石英）。他抗战时期在延安学习，解放战争时期在晋察冀地区工作，全国解放后到天津工作，以后调到北京，在国家科委工作，是个局级干部。“文化大革命”中，他受到冲击，吃了很多苦头。平反后，组织上安排他去组建专利局并担任负责人，按副部级待遇。可以说，他是我国专利事业的开创者。

我的三舅赵世炯，信仰读书救国，从北京的一所交通通信学校毕业后，进入邮政电信机构工作。他对我们全家，特别是我的五舅赵世炎、我的母亲和我的三姨赵世兰，尤为关照，在整个革命斗争中也为他们提供了许多帮助和援助。解放后，邓颖超专门给赵世炯写了一封信，称他为“三哥”，要他从杭州到北京邮电部工作。

我的五舅赵世炎，早在1920年就赴法国勤工俭学，与周恩来等建立了旅法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和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共青团组织的前身），是我们党早期的领导人之一。在大革命时期，他参与领导了上海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并取得胜利。1927年7月19日，赵世炎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被杀害了，当时他担任中共中央委员、江苏省委代理书记。

李鹏的三姨赵世兰，是党内几位比较有名望的老大姐之一。因为年龄较长，一些老同志如邓颖超、蔡畅、刘亚雄等都称她为“大姐”。

她1919年随全家从酉阳迁往北京，后来上了北京女师大，1925年参加反对校长赵荫榆的斗争。

三姨是中共五大和八大的代表、全国妇联常委。新中国成立以后，她在燃料工业部担任人事司司长。后来，燃料工业部一分为三，成立了煤炭工业部、电力工业部和石油工业部。三姨担任煤炭部机关党委书记。

三姨为人正直，刚正不阿，她在煤炭部干部中，包括在知识分子中，享有较高的威信。可她也成为造反派斗争的对象。

1969年1月8日，赵世兰含冤去世，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平反。

并非“周伯伯”养子

特殊的家庭环境，让李鹏自小就与毛泽东、周恩来、邓颖超、陈云等革命先辈有过不少接触。

李鹏第一次与周恩来见面，是在1940年秋。当时，正在育才学校学习的他接到准备去延安的通知，便和母亲赶往重庆，来到位于曾家岩50号的周公馆。和别的烈士子女一样，他亲切地称呼周恩来夫妇“周伯伯”和“邓妈妈”。

周伯伯看到我非常高兴，对邓妈妈说：这孩子都长这么大了，越长越像硕勋了。邓妈妈说：我看更像君陶。大家哈哈大笑。

有一天，周伯伯问我：你在育才学校学习什么功课？我说在社会科学组。他听了以后，从桌子上随便拿了一张《新华日报》，叫我把社论念一遍。我很流利地念了一遍。他说：你能不能把这篇社论的要点给我讲一讲？我当即根据自己的归纳讲了几点意见，都是比较中肯的。他听后对我大为称赞。于是这件事情在曾家岩传开了，说育才学校有一个小孩，小小年纪就能背马列主义。这当然是误传。

到延安后，李鹏和周恩来、邓颖超有了更多的接触。有两件事，周恩来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第一件事，有一次我到周恩来家。我看到有一本西班牙名著《唐吉诃德》，就拿起来看了一下，然后又把它放在书架上了。不料第二次见到周恩来时，他问我：那本书你是不是拿走了？我说：没有，我没有拿。他看我委屈的样子，也就不再说什么了。过了一段时间，我又一次去周恩来家。他告诉我：那本书找到了，委屈你了。停了停，他又说：但是我还是要批评你，你没有把书放回原来的位置，以致我一时找不到。这件事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周恩来做事是那样的严谨，那样的有秩序，他这种一丝不苟的作风影响了我的一生。

第二件事，我以后再去周恩来那里，总是看见他在接待来访的客人，好像是外调人员。那个时候延安的审干运动还没有结束，周恩来对党内的情况非常熟悉，许多同志都和他共过事或者有过接触。这些同志是被怀疑的对象，正在接受审查。我看见他每次接待来访的同志，总是那样热情，先请他们坐下来，认真听取他们提出来的问题，并用他那受过伤不能伸直的右臂认真地做记录，然后尽他所知，向来访者或来外调的人说明情况。他这种认真负责、实事求是的态度和工作作风，对解放许多被怀疑的对象和平反许多冤假错案起到了积极作用。

也许是因为交往密切，外界一度盛传，说李鹏是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养子。对此，李鹏在回忆录中作出了回应。

周总理、邓妈妈与我的关系，就是老同志与烈士后代的关系。有人传说我是周总理的养子，这是不正确的，因为周总理、邓妈妈关心的烈士子弟，不止我一个，他们同样关心爱护其他战友的子女。

松花江畔一见钟情

李鹏还详细追忆了与妻子朱琳相识相爱的点滴往事。

我和朱琳同志相识，是在松花江畔的东关宾馆。1957年元旦之夜，按照惯例，吉林市政府邀请苏联专家、有关厂矿的负责人同吉林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举行联欢会。

作为丰满发电厂的领导，李鹏参加了联欢会，并在会上初识朱琳。那时她还叫朱霁凌，在102厂专家翻译室工作。联欢会开始后，首先是时任市长张文海讲话，他点名要“小朱”来翻译。

这时从第二排走出来一个姑娘，大概20多岁，穿紫红色女式套装，梳了两条辫子，有一双明亮自信的大眼睛，五官端正，举止大方。

朱霁凌根据张文海讲话的意思，把一些难懂的古语译成比较易懂的话。坐在第一排的苏联老专家默契地点头，她圆满地把场面应付下来了。我懂俄文，又在苏联学习了那么久，知道她的翻译是意译。她的俄语发音很好，翻译的语言也比较正确。

这位漂亮的姑娘自然引起了我的注意。当时我虚岁已经29岁了，之前，虽然有过选择女朋友的机会，但都不太合心意，所以一直单身。那个晚上，我第一眼看到她的时候，就对她一见钟情。

会餐时，李鹏碰巧和朱琳坐在一桌。之后的舞会上，他也始终注视着朱琳，发现她的舞姿很美、很动人。

我鼓足勇气，走到她面前说：“可以请你跳舞吗？”她看了看我没说什么，只轻轻地点点头，这样我们跳了第一场舞。我灵机一动，用俄语与她交谈，通报了姓名。

在场的还有我认识的其他舞伴，但我没有任何兴趣再和别人跳舞了，只想着怎样才能再和朱霁凌跳一次舞。几段音乐又过去了，她恰巧停在离我不远的地方，我又一次勇敢地走上去说：“可以再请你跳一次舞吗？”她看了我一下，微微点点头，这一次似乎比上一次热情一点了。这次跳的是华尔兹，我们配合得不错。

第二次共舞，两人用俄语相互介绍自己的基本情况，可话还没说完，舞曲就结束了。退场时，李鹏赶忙跑到礼堂门口，抢在苏联专家前和朱琳握手告别，然后才和几位相识的苏联专家告别。

以后我才听说，她在车上和一位女翻译说：“李鹏这个人怎么这么不礼貌，跑过来先和我握手，然后才和苏联专家握手。”那个女同志笑着对她说：“他对你有意思，你小心一点。”

新闻背景：

中共中央 全国人大常委会 国务院 全国政协讣告 李鹏同志逝世

【编辑：李智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