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记捐献志愿的003号市民,火箭军指挥学院退休教授张传真 记者胡冬冬 摄

1月17日,汉阳区老年大学老年遗体捐献小组合影(左至右:彭万秀、胡敏、覃德梅、刘卫国、夏光中、吴少华) 记者胡冬冬 摄

长江日报融媒体讯(记者刘睿彻 实习生栗家宝)18年前江城启动遗体器官捐献,最初登记志愿捐献的有6位市民。连日来,长江日报记者多方寻访了解到,最初登记的6个人,当初身份分别是退休教师、离退休干部、部队文职人员、居委会工作人员等,登记时平均年龄是65岁。目前,已有001和002号两位市民离世后如愿捐献,留下大爱。

市红十字会遗体捐献管理中心负责人骆钢强向长江日报记者表示,传统丧葬观念根深蒂固,18年前,提到遗体捐献人们很忌讳,能够登记志愿遗体捐献,非常需要勇气,是开风气之先的举动。最终心愿无论是否实现,他们都应该被铭记。

登记第一人悄然捐出角膜救人,第二人遗体捐给同济医学院

第一个登记的市民孙玉隆是001号,她是青山区的一名退休教师,登记时已78岁。29日,长江日报记者从本报早期报道中发现,孙老在登记一年前,曾和志愿者们在青山公园举行遗体器官捐献签名活动,呼吁遗体捐献在武汉落地。

2004年11月,孙玉隆不幸因病去世。由于孙老去世时登记的姓名与填捐献志愿时不一致,长江日报记者寻找颇费周折,市红会工作人员通过同音字在数据库内多方查找,最终确认登记第一人已实现了捐献。

孙老将眼角膜捐给了同济医院眼科。老人年轻时曾目睹工友不慎被针扎坏眼睛而致盲,所以一直怀着用眼角膜救人的心愿。

登记捐献的002号市民是邹道毅老人。邹老是武钢集团汉阳钢厂退休干部。早在1995年,他就表达遗体捐献意愿,并多次奔走上海、成都等地考察,最终促成我市遗体捐献工作于2000年3月起步。

长江日报记者了解到,去年11月27日,82岁的邹老在家中去世。他的遗体捐给了同济医学院。当年12月5日,石门峰陵园,邹道毅的名字被深深刻在了遗体捐献纪念碑上。

第三人登记捐献志愿时是中年,18年来不改初心

登记捐献志愿的003号市民是火箭军指挥学院退休教授张传真,当年只有46岁。26日,长江日报记者到张传真家中采访,老人退休后依然笔耕不辍,即将推出新书。

为何年富力强时就能想好身后事?他坦承,因为从事教育工作,更愿意思考生命的价值。当年想法相对简单,认为人走后身体的一部分还可以帮助他人。18年过去,他有了更深入的思考,捐献遗体是世界观、自然观的一部分。

他笑称,人不要把自己太当回事,人本来就是自然的一部分,人的所作所为应该让自然更好,这其实和整个人类命运相关。如果能想通身后捐献遗体,生前就不会无限度向自然巧取豪夺。

“捐献的意愿还和18年前一样,初心不改。”张传真说。

遗体捐献心愿最终实现并不容易,需要亲人积极配合

最早志愿登记的其他3位市民从年龄看现在应该是八九旬的老人,长江日报记者多方查找都未联系到人。市红十字会相关负责人骆钢强说,捐献遗体是自觉自愿的行为,允许志愿登记者改变想法。另外,市民登记捐献只是意愿的表达,最终逝去时实现心愿还需要亲友的支持配合。

邹道毅老人的儿子向长江日报记者介绍,父亲登记了捐献志愿后,隔一段时间就给他们写遗嘱,反复强调不办丧事,自己去世后一定要立即打电话给红十字会,最终帮老人实现心愿。

骆钢强说,最早的这批遗体捐献志愿者,无论他们最初登记后是否最终实现捐献,他们的开创勇气、对武汉遗体捐献事业的贡献都值得铭记。

统计显示,截至2017年底,武汉累计登记志愿者人数首次超过万人,达到11416人,实现遗体、器官、组织捐献1954例。他们的捐献换回无数人的新生。

近80人组建了遗体捐献志愿团体

据了解, 在我市遗体捐献登记第二人邹道毅老人身后,有一个以遗体捐献为意愿的志愿者组织——留爱小组。2011年,邹道毅和汉阳区老年大学校长夏光中等人发起成立这个组织。如今这个小组已有近80人,8人实现了遗体器官捐献。

夏光中老人已有80岁,满头银发。他说,死亡是每个人都无法避免的结果,想通这件事不容易,想通之后,人反而感觉很轻松。在他的带动下,覃德梅也在遗体捐献志愿书上签了字。

65岁的刘卫国从2013年动了遗体捐献的念头,说服孩子们完全想通花了3年时间,到2016年,他签了捐献志愿书。

留爱小组现任组长吴敏今年65岁,算是小组里的“年轻人”。她介绍,小组成员都有着共同的想法,通过捐献遗体器官让生命延续,为社会做贡献。

每年遗体捐献者纪念日、清明节等,小组成员都会一起座谈交流,缅怀捐献的老朋友。并帮助有捐献意愿的人联系、领表、办手续等,让捐献志愿者感受到一个温暖的大家庭。

捐献志愿卡上有一抹青草绿,留爱小组的成员称为“拿绿卡”。他们把《爱的奉献》作为组歌,说着话,大伙齐声唱起来:“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

【编辑:朱艳琳】

（作者：刘睿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