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洪波/文

谭嗣同1898年把时间与效率联系起来，改变了传统上基于生命感慨的“惜时”观念，而进入到现代时间观的核心。他对时间的重视，是在维新运动的框架内，建立在国家和民族危机的意识之上。

另一个湖南人萧子升，在20多年后用一本小册子深化了现代时间观的讨论。1922年萧子升在商务印馆出版的《时间经济法》，表现了工业文明背景下的时间认知。萧子升1919年赴法，1920年回国，1921年底再度赴法，1924年再次回国。《时间经济法》写作之时，应在他首次留法回国与第二次赴法之间。

今天，萧子升因与毛泽东的交谊而闻名，因此，他最著名的著作是1959年写的《我与毛泽东的一段曲折经历》。早年，他与毛泽东一起创办新民学会并任总干事长，而1976年逝于乌拉圭，一生经历富于传奇性。

近代来华传教士对中国人矛盾的时间态度印象深刻，在他们的描述中，中国人具有睡觉的本领、忍疼的本领，镇静、不忙、不好运动、在扰乱中泰然自若、不重视光阴、不宝贵时间、不遵守时间，同时又夜以继日、孜孜不倦，没有星期日和假期。

《时间经济法》以一个留洋归来者的感受，描述生活中不把时间当回事的表现：搭一只木船，起码三天才起锚；唱一出戏，开台锣打半天还不见人影；上午十一点宴客，按时前往主人还没有到场，店家还觉得你这人好吃；成衣店说五天取货，七天九天不能交付；餐馆点菜一定说很快，但总要经过多次“马上来了”的催促……因为时间不当回事，就有许多消磨时间的办法，宴席上猜拳行酒、茶馆里对坐品茗、理发时睡觉、洗澡后捏脚、冬天围炉取暖、夏夜挥扇消凉。

《时间经济法》不仅列举不把时间当回事的表现，而且推高了对这种现象的批判，将不宝贵时间称为“失德”：“人之善恶，于其时间观念可以知焉”。萧子升批判传统上备受推重的名士：“世有所谓名士者，玩世嘲俗，以惰为元素，则以时间为一玩具。凡耗时即失德之一条件，怠惰之脑筋，魔鬼之工厂也”。

“时间经济”、“魔鬼之工厂”等说法中，经济、工厂等概念的出现，表明萧子升从社会现代化、工业文明的角度来看待时间。“时间经济”是在现代工业文明的认知框架下建构出来的概念。这就在古代从个人生命意义上感叹时间、谭嗣同在国家救亡图存的紧迫性上强调时间之外，开辟了从现代化本质也就是工业资本主义的逻辑中认识时间的途径。

时间要用怎样的方法去“经济”呢?光从个人角度，萧子升就列出了很多：强健身心、激发热诚、利用机会、注意准备、充足常识、尊重决断、遵守秩序、养成习惯、研究方法……这些还是积极的方法。还有消极的方法：不当看的书不看、不当作的文不作、不当会的人不会、不当讲的话不讲、不当用的物不用、不当去的地不去。可见，萧子升所说的“时间经济法”，其实不是时间怎样分配和运用，而是怎样才能使生命具有效率。

社会角度，又有积极和消极两种时间经济法。积极的，有利于节约时间的：科技发明、机械进步等技术力量，分工专精、合作互助等社会劳动形式。消极的，剥夺生命和时间的：战争、暴力、语言隔阂、交通隔绝等。萧子升还从时间经济讲人类史：“过去之人类供人类倾轧而已，过去人类之时间供人类疯狂而已。人道不昌，真理不明，‘人’之生活殊不易言，故群众时间之充分经济，其在大同之世”。这就将经济时间上升为社会哲学。

与此前人们泛泛而论时间宝贵不一样的，萧子升用计量的方法讨论时间的意义，从而使时间的讨论成为理性而非感性的谈论对象。例如，在谈论时间浪费时，他说，上海每日戏院茶馆酒楼最少聚集20万人，每人至少消耗4小时，共计80万小时。以每日工作8小时换算，为10万个工作日。若以一年计，则上海至少消耗了10亿8千万个工作日。

将一切非劳动的时间当成消耗，这是没有道理的，但所谓现代的理性化思维却正是如此，它抹消“具体问题”，而抽象地、概念性、类型化地从而可以数字化地研究事物。这是一种由现代资本主义所充分体现的工业化特征，就像管理学从具体的人情而变为泰勒制，使福特工厂里的工人简化为“装配动作执行者”。

中国人对自身时间态度的反省，可以说贯穿整个20世纪。蔡元培在为《时间经济法》作序时说，“吾国人乃特以不爱时著名于世界”。1926年胡适将“时间不值钱”作为“我回中国所见的怪现状”中最普遍的一种。国民政府曾动员国家力量与不守时的习惯斗争仍然不了了之。直到20世纪末期，工业化、城市化急剧加速，在工厂普及、打工普遍、岗位管理、考勤制度的推动下，加上监工和打卡机的辅助，社会层面把时间当回事才渐成习惯。

刘洪波 1966年生，湖北仙桃人。本报评论员，高级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