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生育只是一个“生物培养过程”，既脱离人体，又可以随时进行，我们将不再有“世代”这样一种时间概念

如果失去生育，人类是否还会拥有世代的体验，是否还能够从世代经验中体验时间？

这个问题不是异想天开，或许某一日，人类真的会告别生育。生殖技术已经使生育脱离自然规定成为可能，人工控制之下，男人可以怀孕并施行剖腹产。过去人们说，自由是对必然性的认识，现在自由越来越被认为是对自然规定性的摆脱。男性可以怀孕，将给夫妻选择到底哪一方怀孕的自由。

技术还可能发展到不必人通过怀孕来繁殖后代。借腹生子成为一种买卖，这一社会现象表明一部分人正在以商业模式使用另一部分人的子宫，这种“子宫租赁”让一部分人可以不通过生殖而成为父母。在借腹生子的情形下，繁殖后代已经与生殖行为拉开了距离。

传统上，父母是对孩子生身而成为父母，收养关系可以成为养父母，生物学意义上的父母与社会学意义上的父母往往统一，社会学意义上的父母即养父母也是身份明确的。现在，精子和卵子都可以通过医学手段获得，一个生物学上的父亲或母亲可能完全不被认为拥有子女，法律上不认为献精子或卵子的人与使用精子或卵子生育出来的子女具有父子或母子关系，那些使用他人精子或卵子而成为父母的人也不准备让孩子拥有另外的父母。

在女权主义视角下，生育问题得到了更深入的探讨。对生育所作的历史考察，几乎都指向了女性在生育中的被动地位和被迫特征。女性既不能决定是否生育，生育后也丧失很多发展机会，女性成为“丈夫有权拥有一个儿子的有机外壳”，生育将女性桎梏在家庭这一狭窄的领域而不能进入更宽广的社会生活，父权制意识形态强化女性的生殖功能而固化女性的性别分工，进而控制了女性的社会角色，塑造了适合父权制的女性自我认知，女性成为一种被压迫的“性阶级”。因而女权主义要求女性对自身身体的拥有和控制，主张女性生育权，主张生育决定权由女性掌握，生育或不生育、怎样生育，权利属于女性。更加激进的女权主义，发明了“繁殖癌”“繁殖狂”等词语，表示对生育的蔑视，要求终止“生物学家庭的暴政”，乃至反婚姻、反生育。

现代社会更加注重个人的现世幸福，而非将视线投注到世代生命的延绵存续上，生育意愿降低随现代化推进而出现，少生育或不生育作为家庭选择逐渐多起来，“少子化”成为现代国家的趋势，“丁克家庭”逐渐不鲜见。婚姻制度在发生变化，在离婚率不断升高之后，随之而来的是结婚率下降，一些社会里男女不缔结婚姻、不组建家庭，而是形成伙伴关系，与生命世代更新关系微弱的固定伙伴关系开始被接纳，并视为与婚姻具有相似地位。

人类告别生育，不等于人类消亡，因为人类可能不通过生育而繁衍。科技正在进一步发展，将生育与身体脱离、从母腹移到器皿，已不是不可以展望的前景。体细胞克隆甚至使后代的形成与“生殖”没有关系。女权主义所向往的“从生理命运中解放”，可能获得技术支持。看到一个人类婴儿不是从母腹里出来，而是从器皿中拿出来，发出初生的号啼，我们是否还能像今天这样有“下一代”之感？世代的概念，基始于生理，上一代要发育成熟，才具备生育能力，这中间的时间差、年代差是显而易见的，这才形成了“上一代与下一代”之间世代相继的概念。

思想和观念总是建立在经验的基础之上，这样它才有最初的可能性和最终的可理解性。在孕育和生殖的过程中，人类才有“后代”的概念，后代是生育的一个直观结果，然后成为一个概念。当人类不再靠生育来延续，也就剥夺了“后代”这样一种直观形式，从而使“后代”的概念既显得多余，又无所来由。那样，对人谈论生育后代，就如同“夏虫不可以语冰”，冰不在夏虫的世界里，因此也不在它的观念里。如果生育只是一个“生物培养过程”，既脱离人体，又可以随时进行，我们将不再有“世代”这样一种时间概念。随着“不生育而繁殖”的器皿培养技术成熟，随着人类远离生育实践，人类婴儿将成为一种工厂产品而出现，从而也无须通过家庭来养育，规模化、定制化、喂养集中化、成长环境集体化，都可想而知，世代的理解将变得困难。

人们基于繁衍生息而产生的世代概念，是历史感的来源。世世代代间，人自然地不得不关注到个体和社会的时间深度或时间长度，慎终追远、克绍箕裘，前后相继、接续奋斗，历史感便产生了，因为要负责于个人、家庭、社会和国家的发展过程，人就开始体察自己的历史位置，以及作为的历史性。人不再承担起“为后代生长”的责任，他必然只关心自己的几十年，那些远距离的时间感受也将渐渐失去根基。当繁衍从每个人的生活中剔除，每个人就可能不再有历史感得以形成的时间深度，也很难产生“下一代”“后代人”的想象，从而失去感受历史和未来的可能。

另外，“生物制造”而非生育，将婴儿降生变成了一种“产品生产”，“人口”确实就可控了，就像我们能够完全控制一个工厂的电池生产量一样，订货有多少就来多少，要一打婴儿还是两打婴儿，完全以需定产，完全根据社会需要多少人来运作决定，那样人就真正摆脱了生育之累，男女在生育上真正平等，但这是更加自由了、更加“成其为人”了，开辟出了一条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前景，还是将人更加工具化了？

刘洪波 湖北仙桃人。本报评论员，高级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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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洪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