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并非一开始就有了“时间是人的积极存在”这一思想。作为生命个体，马克思的一生是实践着“积极存在”的，但将时间作为人的积极存在、生命的尺度和发展的空间，则是很晚的事情。

青葱时代的马克思，对生死、时间、永恒有强烈的感受。

谈论职业选择时，他说要“为人类而工作”。在题为《人生》的诗作中，马克思写道：“时光要带走的一切，永远都不会返回”，“人贪婪追求的目标，其实十分渺小；人生内容局限于此，那便是空虚的游戏”。这些中学期间的作品，铺垫了他一生的生命底色。

在博士论文中，马克思说“感性是显现着世界自身的反映，是形体化的时间”。不能小看此时马克思对感性时间的强调。从这里出发，可以通向对人的解放的思索。

近代思想的特色是理性主义，理性主义的单面发展，就是把人的自由理解成对“必然性”的寻找、把握、运用和遵从。于是自由不是人的解放，而是人在必然性之下匍匐。这不只让上帝、“绝对理念”、帝国等迷信和压制性的存在获得粉墨登场的合理性，而且隐含了对人自身包括人的活生生的生活的蔑视。

马克思强调感性，实际上站在一种另类的思想立场。

很快，马克思的思想远离了青年黑格尔派，转向费尔巴哈。他接受了人的“类本质”的概念，并找到了“劳动”作为感性存在的本质。

直到后来，马克思不再使用“类本质”这种预成论色彩的概念，而改用开放和动态的“社会关系”，但劳动一直是马克思的核心概念之一。动物只是按照自然赋予它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懂得按照任何一种尺度去生产，劳动创造了人本身。

接下来，马克思进入了“国民经济学”批判。

古典政治经济学，认可劳动是财富的源泉，但并不研究劳动者本身为何被排除在财富的享用之外。它只考察工人作为劳动力的方面，而将工人作为人的方面交给司法、医生、宗教、统计表去考察。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会越穷，越成为廉价的商品。

劳动与时间紧密关联，时间是衡量劳动的标尺，工人越生产越穷的异化劳动，从时间来说就是在时间上的异化，也就是生产者的劳动时间不属于生产者，劳动时间被占有、支配，物的增值与人的贬值成正比。

表面来看，资本家公平购买了工人的劳动时间，但实际上工人必须出售自己的劳动时间，他有卖给甲或乙的自由，但没有不卖的自由。

这就是说，劳动不是肯定自我，而是否定自我，所以只要外在的强迫一旦停下来，人们就会像逃避瘟疫一样地逃避劳动。工人不是在劳动时间中，而只是在运用自己的动物机能时（比如吃饭、生殖、上厕所），才觉得自己在自由活动，而当它运用人的机能（就是劳动）时，则觉得自己成了动物。

分工带来了新的荒谬，工人必须花费一定的时间去学习，以适应劳动的需要，这些时间是自我付出，并不计算为劳动时间，因而也不计酬。这种对分工技能的掌握，不是扩展了人的视界，而恰恰是收窄人的能力，使其获得单一的、机械的操作能力，当他失业时，其技能将很难转用于其他岗位。

技能的意义变成为这样：如果弯腰驼背、四肢畸形更利于生产，那么你的身体残缺就是一种生产力；如果精神空虚比精神饱满更利于生产，那么精神空虚就是一种生产力；对于所有的职业来说，熟练的单调都是一种生产力。

欧洲童工老照片

在这种总体社会背景下，人的非劳动时间也被纳入到生产和再生产体系，岗位压力加剧了职业竞争，工资降低压榨人的生产潜力，工资增加刺激人的贪欲，人宁愿挣得再多一些，而不惜完全放弃一切自由。人拥有的时间是一种资源，但最终变成受奴役的理由，就像马匹和奴隶最终因其拥有“生产力”这一价值而成为工具。

早期马克思在感性时间观中埋伏下了张扬实践、自由和解放的思想种子，通过国民经济学批判找到了时间、劳动、生命异化的关联。即使马克思停止在这里，也已经足以作为一个伟大的思想家而立世。但直到此时，马克思的主要思想贡献其实还没有开始。

（作者：刘洪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