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杨庆祥

“广西后三剑客”——田耳、朱山坡、光盘，这三位作家的作品我都陆续地读过一些。光盘的《英雄水雷》，朱山坡的很多短篇，包括最近出版的短篇小说集，田耳早期的《一个人的张灯结彩》，还有他的长篇《天体悬浮》，这三位作家呈现出不同的写作风格和观察视角，丰富了当下写作的面向。此文主要谈谈田耳的写作。

我读田耳作品很早，读《天体悬浮》的时候特别震惊，一下子感觉到被击中了，尤其看到开篇就写两个协警在派出所看电视剧——《春光灿烂猪八戒》，那是一部一度非常流行的通俗甚至是有些低俗的电视剧。田耳很自然地把这个写到小说里面，产生了一种熟悉的陌生感。我特别认同田耳化世俗为文学的能力，他对世俗生活的书写，有一种天然的热爱和一种非常天然的书写能力。

《天体悬浮》里面还有一个细节也特别有意思，一家烤鸭店的招牌有一边字掉了，变成了“烤鸟店”，然后小说里面有一句：烤鸟店里的烤鸭特别好吃。这轻轻一笔却看出了田耳对细节的处理能力。在书写世俗生活上，田耳小说的通俗性很强，在这里通俗性是一个褒义词，如果拔高一点说，通俗性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现实性。

在田耳的作品里面，我们每个人都能看到或者读到自己，而且能看到我们自己生活的现场，艾柯曾经说过，一个真正可能会成为经典的作品，往往是三者不可缺一，一个是权威性，一个是通俗性，一个是现实性。

李敬泽曾经提到田耳讲故事的方式，认为田耳是那种可以在故事里面发现奇迹或者新的可能的人，由此田耳的故事与那些庸俗的中产故事区别开来了。这一点非常准确，但是我觉得讲述这种有“奇迹”的故事有一个前提，那就是首先要讲述大量的没有奇迹甚至是一再重复的故事。田耳在他的小说里面，经常反复书写重复的东西，在这些不断重复的日常生活里面，他突然找到了一个故事的灵光，然后发现了一个可以打开故事的奇迹。

田耳需要有一个观察者或者叙述者来发现这重复中的奇迹或者灵光，他选择了两类人物，警察和道士。道士这个形象特别有意思，道士在中国文化里是一个特殊的存在，一方面他和世俗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但在做法事的时候，他又使用另外一套语言，就是说他实际上是把世俗生活用一种非世俗的语言进行移植，借此完成对另外一个世界的想象和控制。

这个形象特别像小说家的形象。一个小说家，往往要用另外一套语言——这个语言是基于世俗生活的同时又发生了微妙变化和移植——在这个意义上，小说从世俗里来，但是同时也偏离着世俗生活。

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总结田耳的写作，这就是：垃圾堆里做道场。垃圾堆就是世俗生活，混沌无序，做道场意味着田耳有他的发现，有他的偏离和创造。垃圾堆和道场，不是互相对位的关系，而是完全混为一体的关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才能说田耳的小说是混沌的。

在《天体悬浮》里面有一个细节设置，特能体现这种“垃圾堆里做道场”的美学风格。这个细节就是符启明成立的“看星空俱乐部”，其实是一个高级会所，一方面是去看星空，另一方面是声色娱乐，这是一种形而上和形而下的一体，也是垃圾堆和道场的一体。

杨庆祥文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