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洪波

概念往往来自于事实，但仅仅根据概念来认识，又可能掩盖事实。例如“中世纪”，这三个字一出现，我们就会想到欧洲历史上的停滞与黑暗，但如果以为中世纪一点亮色都没有，一点进步都没有，那就是被“中世纪”遮蔽了眼睛。

中世纪绵延千年，创造了城市、大学、印刷以及时钟。集中起来讲，这些成就也算辉煌，只是分布在千年尺度上，尤其跟这一千年里从黑死病到宗教裁判所的印迹比，难以让人整体上对中世纪产生光明印象。

十四世纪中叶，时钟的发明在时间文化史、时间制度史上都是重大事件。钟声从来自敲钟人的撞击到来自钟表的鸣响，这个巨大的跨越，预示了机器时代也就是工业时代的来临，钟表可以说是最早的机械，又被视为“机器之母”。这是古代时辰向现代钟点的过渡，是教会时间向巨人时间的转移。过去，时间由教会掌握、只有教会才有权分割，因为钟表出现，就由世俗社会来掌握、由机械来分割了。

中世纪研究专家认为，城市社会对时间框架和节奏的需要，根本性地改变了教会的时间支配权。时间的变化，来自于城市劳动的需要。中世纪欧洲，合法的劳动时间就是白日，宗教礼仪也是按自然的白日来安排，就是从日出到日落，夜晚实行宵禁。夜间的劳作在乡村条件下不必要，也不可能，在城市则有可能产生夜间劳动这种异端现象，通常会受到禁令与罚款制裁。

法国史学家雅克·勒高夫在《试谈另一个中世纪——西方的时间、劳动和文化》中，不无小心地申述“从中世纪时间向现代时间的过渡”。

从十世纪起的近三百年间，白天的时辰节奏发生了变化，就是一些城市的第9次报时钟往前推移了，从相当于现在的下午两点，前推到现在的正午时间。有人认为这是习惯于早起的僧侣们为了早些吃饭而缩短了敲钟间隔，也有人认为第9次钟响也是工地劳动者休息的时间，而工地是按教堂的时间来运行的，因此敲钟提前可能是劳动时间细分到半天使然。

有一些材料可以表明摆脱宗教仪式需要的“工作钟”在不同城市建立。1324年，比利时根特市一位修道院院长准许制毡匠使用他们建立在一座济贫院里的报时钟；1335年在法国，菲利普六世允许亚眠市使用一口与众不同的钟，告知工人们何时上工，何时吃饭，晚上何时应放下一天的活计。欧洲还有一些呢绒业城市，商人们赢得了自己的工作钟。围绕着工作钟而产生的劳动时间控制，也带来了商人与工人间的冲突。织工们有时罢工或制止敲钟，商人们则制定了迟到罚款的条款，“夺钟”者甚至有判处死刑的危险。工业革命前的工人已经在争取成为自己时间的主人，这里面已经孕育着劳动时间与休闲时间的定义。

与乡村自然时间不同的城市时间是更加广泛的需要，市场钟、宵禁钟、警戒钟等告示钟用于召唤市民来参与城市公共生活。日常生活的时间开始渐渐从教会的垄断中解脱出来。市镇钟与教会钟也可能并不冲突，而是两下相安无事，教会甚至仍然是时间的主导者，但当教会钟解除调节工作的职能时，教会对日常生活的指派也就部分地停止。

工作钟和市镇钟最初当然是手动敲击的，在技术上并无创新。但随着擒纵机构的发明，机械钟势所必然地出现，迈出了自然时间向确切钟点的决定性步伐，小时被精确地定义为一天的二十四分之一，60分钟的小时制得到确立。在中世纪的后期，作为劳动时间管理的手段，小时替代了日。

当然，此时的小时还没有我们今天所体验和理解的重要性，与自然节律、农业活动和宗教生活联系在一起的时间仍然是首要的时间框架，而且延续了相当长的时间。在十七世纪发明摆钟以前，机械钟本身是不精确的，而且故障时发。时间的规范范围也局限在一座城市之内，不同地方的时钟并不按照统一的计时刻点敲响，这里是三点，那里是五点，不可接算；这里以午夜为零点，那里以正午为零点，这里以日出为零点，那里以日落为零点，各不相同。这些都使得城市时间与自然时间难以脱离。

1370年，查理五世命令巴黎所有的钟都按照王宫的时钟调校。这个命令显示了统一时间的努力，也是权力驾驭新时间的标志。新的时间使浸染着“计算”的精神、围绕着工作而产生的金钱算计变得寻常了。浪费时间开始被视为罪过。意大利比萨的多明我会修士多梅尼科·卡瓦尔卡在《灵性的纪律》中，用两个章节谈浪费时间和节省、重视时间的责任。他用商人的词汇表示，浪费时间、不计量时间的无所事事者与禽兽无异，不值得作为人来看重，比禽兽更卑贱。

在意大利人文主义者那里，时间的有效利用开始成为首要德行，“年、月、日、时和短暂瞬间将得到仔细审视”，“时间本身就是恩赐，上帝分配时间给生活，绝不应浪费”。时钟的控制性和对时间的审视，都在隐喻一种“节制”而非漫漶的状态，这也是人文主义的一种精神气质。从前时间只属于上帝，现在时间成了人生的财富，以及一切财富的根源。

可以说，现代时间观念在归属于中世纪的十四世纪已经发源。这也是中世纪的一个侧影，比起焚烧异端、惩罚女巫等黑暗的景观比起来，这些可能并不引人瞩目，但中世纪有着自身的丰富性，历史发展虽然缓慢但并不等同于漆黑一团。只不过文艺复兴及其后的时代光芒突然闪耀，令人目眩的程度使中世纪变得无比黯淡。

刘洪波湖北仙桃人。本报评论员，高级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