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日报记者李煦

我们是谁？　我们从哪里来？　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形成过程，不仅是国人想要探寻的文明密码，也是海外许多人士关注的问题。

1996年，“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该工程结项后，2001年，“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项目被正式提出，简称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2016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4期完成结项。

上月28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项目成果——中华文明五千年历史所言非虚，文明形成过程具有“多元一体、兼容并蓄、绵延不断”的总体特征。

探源工程研究团队认为，距今5800年前后，黄河、长江中下游以及西辽河等区域出现了文明起源迹象。距今5300年以来，中华大地各地区陆续进入了文明阶段。距今3800年前后，中原地区形成了更为成熟的文明形态，并向四方辐射文化影响力，成为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

这个“更为成熟的文明形态”，就是夏朝吗？　带着这个问题，读+采访了孙庆伟。

周朝人认“禹”

孙庆伟这本新书的书名不怎么“亲民”，第一个字就能把人堵住。

鼏，念mì，意思是鼎盖，古代也通“幂”，指覆盖东西的巾。宅，人聚居之地。禹迹，指中国的疆域。大禹治水，足迹遍于九州，《左传·襄公四年》：“芒芒禹迹，画为九州。”

“鼏宅禹迹”，出自国家博物馆所藏秦公簋铭文。秦公簋，1919年出土于秦人的发祥地甘肃礼县，共有铭文123字，蕴藏着极其重要的秦早期历史文化信息密码。

结合上下文，秦公簋上“鼏宅禹迹”的意思是，从我们的祖先开始，我们的家族都是居住在禹迹的范围内。

换句话说，这就是秦人的“自古以来”，他们在宣示自己政权、疆域、历史的合法性。

几乎是同时期，在一件原属齐国贵族的叔夷钟上，叔夷也提到自己家族“处禹之堵”。“处禹之堵”与“鼏宅禹迹”是一个意思。

周朝的东西两大国在追溯自己的祖先、表达合法性的时候，都把自己联系到“禹”身上，这有两层含义：说明当时的统治阶级都承认禹这位夏朝开国君王的权威，并认为自己接续了这种正统；说明大禹治水、划分九州、建立夏朝是周朝人的共同知识，是一种集体记忆，只有这样，上述宣示行为才有意义。

为中华文明修家谱

孙庆伟说过一件趣事：他原想给自己的新书取名《茫茫禹迹》，但是历史学家李零已经在2016年用过这个书名，他只得“翻箱倒柜”找来“鼏宅禹迹”。

李零那本书叫《茫茫禹迹：中国的两次大一统》，他在《自序》里写道：“我这一辈子，从二十来岁到现在，竭四十年之力，全是为了研究中国。什么是中国？　这是本书《茫茫禹迹》的主题。……禹迹是代表天下。这是古人对中国的最初表达。”

李零和孙庆伟，两位学者在追寻中国之根源、试图说清楚“什么是中国、中国文明从哪里来”的时候，都“碰到了”大禹这位中国第一个王朝的第一个君主，这不是偶然的，它反映了中国历史学者、考古学者的一种共同情结和使命感——要为中华文明修“家谱”。

从呼唤“史学革命”的梁启超开始，刘师培、顾颉刚、郭沫若、范文澜、傅斯年、李济、吕思勉、钱穆、徐旭生等史学考古学大家，无不背负起为中华文明寻根的使命，呕心沥血，以自己的方式寻找着答案。

这是我从“鼏宅禹迹”读出的第三层含义。

苦于没有夏代文献

但是还有第四层含义。

“鼏宅禹迹”也好，“茫茫禹迹”也好，都是周人写的，这就是质疑夏代是否存在的一个主要论据——能够找到的关于夏代的论述，全都是出自周朝人之手，并没有找到夏代自己的文献。也因此，《剑桥中国上古史》和《哈佛中国史》分别是从商代和秦汉开始叙述中国的历史。

20世纪，中国最了不起的考古发现就是安阳殷墟，有了殷墟，发现了甲骨文，商朝成为信史，没有人能质疑商的存在；但是，偏偏商朝人竟无一字提到被他们灭掉的“夏”。

考古学家们试图复制殷墟的成功经验，他们在可能的夏朝活动范围内奔波劳碌，发现了不少遗迹，但是没能发现堪与殷墟相提并论的夏代都城，更没有发现夏朝文字。

“在古代文献记载中所见夏商两族活动范围内即在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已经不太可能再发现什么新的考古学文化了。”早在1979年，有“中国商周考古第一人”之称的邹衡即这样宣告。

孙庆伟把这句话放在《鼏宅禹迹》前言的最开始，他要从这个不利的现实出发，去重建夏代历史。

夏文化不是没有发现，而是用什么方法去辨认它

如果能够发现夏代都城、王陵或者文字，当然就毕其功于一役了，但这是碰运气的事。孙庆伟认为，考古学不可能把自身的研究基础建立在“可遇而不可求”之上；既然考古学家已经把夏文化可能存在的空间翻了一遍，而他又坚信夏的存在，那就只有一种可能了——用邹衡的话说，“夏文化不是没有发现，而是用什么方法去辨认它。”

怀着这种坚定的信念，孙庆伟认为，“方法”其实早已存在。

“如果看准当日的中国远非统一，那夏氏族或部落活动的范围就相当地有限制，我们就可以从它活动范围以内去研究夏文化有什么样的相同的或相类的特征，再到离它活动中心较远的地方看看这些地方的文化同前一种有什么样的差异。用文化间的同异来作比较，就渐渐地可以找出来夏氏族或部落的文化的特点。”

这是1959年徐旭生提出的办法，徐旭生是1926年的北大教务长，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外合作的科学考察团——“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的中方团长，也是最早考察“夏墟”的学者。

用这种方法，不必找到夏代都城，只要划定夏氏族的主要活动区域“夏墟”，并对区域内外考古学文化充分发掘、详细统计、清晰比对，就有可能“找出来夏氏族或部落的文化的特点”。

孙庆伟写《鼏宅禹迹》，就是在这种范式指导下，对夏代历史进行考证；确定“夏墟”的基本范围；再对“夏墟”内外相关考古学遗存进行分析，从类别、器型、纹饰等入手，辨析出每一处典型遗址的核心器物组合，再以此为主要依据来判断各遗存的文化属性，从而确立夏文化。

孙庆伟在这本书中还试图解决夏王朝的起止年代问题，方法是确定具有王朝更迭意义的特殊遗物、遗迹。

他相信自己找到了这种遗迹和器物。第一，近几年在湖北石家河遗址发掘了一座龙山时代的大城，一般被认为是三苗的都城，在其中出土了一堆玉器。这批玉器应该就是禹征三苗时从中原带过去的，它们在石家河遗址的出现，意味着它们出现的年代无限接近夏王朝开始的年代，因为石家河遗址由原来的文明中心突然衰落就发生在这个时期，而且考古学界普遍认为，石家河遗址的衰落，是“禹征三苗”这一历史事件所造成的。由于大禹接受禅让之前有两个事件，一是治水，二是征伐三苗，所以在三苗遗址发现大禹带来的玉器，就意味着夏王朝的年代与之接近。

其次，他认为龙山晚期出现的玄圭是夏代核心礼器，玄圭在广阔范围出现，意味着夏王朝已经建立，而且夏朝的文明被周边的部族普遍接受了。

至于夏王朝的结束时间，他认为，在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岗文化交界阶段，郑州和洛阳地区有一波城市的巨大变化：兴建了两座大的城市，并对两座二里头文化城址进行改建，造成这种城市建设异动的最大可能就是在此时间段内完成了王朝的更替，换言之，夏商分界应该就在此时。

如是，孙庆伟得出结论，可以确定河南龙山文化的煤山类型、王湾类型和二里头的一至四期共同组成了狭义的夏文化。

【访谈】

信疑之间，历史怎可如此简单选边站，如此非黑即白

没有系统的证据证明夏代不存在

读+：如果夏朝没有得到证明或承认，我们还能自称五千年文明么？

孙庆伟：这个问题要一分为二看。首先，夏代的有无不会影响到五千年文明的说法。因为按照文献的记载，夏代的始年大致在公元前21或22世纪，最早不会超过公元前23世纪，换言之，夏代的开始最早不会超过距今4300年。我们现在说中华文明五千年，不是从夏代算起的，而是比夏代更早的时代，也就是考古学上所说的龙山时代开始的。现在考古学上有很多证据可以证明，在龙山时代中国境内的多个地区都已经进入文明阶段。

但在另一方面，如果夏代被否定，也会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到五千年文明的高度。为什么这么说呢？　这是因为夏代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朝代，是王朝文明或者说国家文明形成的标志。我个人的理解是，文明应该是分层级的，王朝文明或国家文明是文明的高级形态。如果没有夏代，那就意味着中国的王朝文明是从晚商时期，也就是殷墟阶段开始的，距今大约3300年左右。换言之，此前的1700年就处于低级文明形态，这就意味着所谓五千年文明，其中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华文明的“质量”是偏低的。毫无疑问，这是一个极其重大的判断，因此需要极其慎重。

我个人的意见是，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一个学者能够拿出系统的证据证明夏代是不存在的，因此，我选择相信司马迁，相信夏代是中国历史上真实存在的第一王朝。

读+：您说过“信比疑更难”，请问您自己对夏的存在，有没有一个“信—疑—信”的过程？

孙庆伟：如果仅就夏代是否存在这个问题，实事求是地说，我从一开始就是信，从来没有怀疑过。因为我是学考古的，所以从上大学就读《史记》《左传》《尚书》这样的古文献，读的过程中自然会形成自己的判断，就我本人来说，基于我对相关文献的了解，从未对夏代的真实性产生过怀疑。当然，这并不是说我对文献记载就完全没有疑问，实际上，本书第一章有关夏代史事的考证，其中不少看法几乎是对传统文献记载的颠覆性认识，比如夷夏关系、禅让的实质等都是如此。

我所说的“信比疑更难”，实际上是想说不要先入为主，没有分析材料直接就疑，而是应该在研究的基础上做出自己的判断与抉择，该信的信，该疑的疑，该颠覆的就颠覆。现在似乎有一种倾向，非要在信与疑之间选边站，要么信，要么疑，二者不可兼得，但历史怎么可能如此简单，如此非黑即白呢？　所以，在面对古史材料时，一定要能够别择和裁断。

国际上关于夏的争论，其实是对待文献的态度问题

读+：国际上对“夏”的看法是怎样的？　西方学者在对待中西方文献态度上，是否存在双重标准？

孙庆伟：很多读者朋友特别关心国际上如何看待夏的问题，潜意识里是对中国学者不放心。但实际上，国际汉学界是一个不大的学者群体，这其中专门研究中国上古史的尤其小众，而能够充分结合考古和文献材料来研究的，更是凤毛麟角。所以，应该注意但不必过于在意外国学者在此问题上的看法，尤其不能惟外国学者观点是从。

从事中国先秦史研究的西方学者在“夏”问题上多数是持保留态度的，主张在有确凿的证据——比如当时的文字之前，不能证明夏代真实存在。中国学者当中也有人是持这种观点的。

造成这种现象的缘由并非西方学者对待文献的态度有双重标准，而是对待文献的基本立场问题。多数西方学者认为，先秦文献中有关夏代的记载绝大多数都是在战国时代写定的，此时距离夏代已经有一千多年了，其可靠性是存疑的，甚至有可能是周人建构出来的历史，而非真实的历史。这样的怀疑当然有一定的道理，但同时也应该意识到，文献在写定之前都有一个口耳相传的过程，战国时代人写定的历史可以包含真实的古史，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也已经充分证实了这一点。比如说，《史记·殷本纪》所记载的每代商王的世系和名字都被殷墟甲骨文所证实；王国维据此判断，《史记·夏本纪》的记载也同样是真实可信的。我本人也持这种观点。

“多元一体”实际上是中华文明的形成模式

读+：前不久公布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成果报告，强调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在您看来，“多元一体”与夏代或者夏朝，是什么样的关系？

孙庆伟：所谓“多元一体”，在我看来，重点是“一体”，即中国早期文明如何从多元走向统一，从多元到一体是一次飞跃，而这个“一体”实际上就是夏王朝，“多元一体”实际上就是中华文明乃至我们这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模式，意义重大。探源工程对夏代的存在没有任何的疑议。

读+：您在书中特别提到了“禹征三苗”是江汉平原石家河文化衰落的主要原因，能否谈谈这一事件的历史意义。

孙庆伟：确实如此。不过有一点要特别强调，所谓“禹征三苗”不是指某一次战斗，而是指尧舜禹时期中原地区华夏-东夷联军对长江中游地区三苗集团的持续战争，期间各有胜负，比如舜帝就是死在南征的途中，这就是文献中所说的舜帝“道死苍梧”“葬于九嶷”。当然，最后是禹率军压服了三苗集团，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禹征三苗”的实质是黄河流域华夏文明与长江流域苗蛮文明的融合。表面上看，长江流域的土著文明衰退了，但实际上却是急剧加速了长江流域的华夏化进程。所谓“茫茫禹迹，画为九州”，长江中游江汉平原一带大体上属于九州之一的“荆州”，荆州的划定，标志着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在实质上融为一体，共同创造了辉煌的中华文明。因此，“禹征三苗”是决定“中国”走向的重大历史事件，具有极其重大的历史意义。

从断代工程到探源工程，是学术研究的自然递进

读+：您参与过夏商周断代工程，这个工程的结题报告《繁本》迟迟未出，是否如海外一些学者所说，工程存在硬伤？　从夏商周断代工程到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国考古学界作了哪些思考，又有哪些变化和进步？

孙庆伟：夏商周断代工程结题报告《繁本》已经送到出版社了，应该很快就会出版，相信它的出版会引起学术界又一轮讨论高潮。学术界有不同观点完全正常，但我不认为断代工程存在什么硬伤，相反，我认为夏商周断代工程是迄今为止有关三代年代学最系统完整的论述。据我所知，夏商周断代工程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有着密切关系，正是在断代工程结束之后，考古界的一些学者如李伯谦先生倡议开展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预研究，然后才正式启动探源工程。从时间上讲，探源工程比断代工程要更向前延伸；从内容上讲，探源工程不再局限于具体的年代，关注点更加宏观。从断代工程到探源工程，是学术研究的自然递进，有其深刻的内在理路。

原标题为《孙庆伟：我对夏朝的存在深信不疑》

孙庆伟，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副院长。主要从事中国青铜时代考古教学和研究工作，曾先后参加了山西曲沃晋侯墓地、陕西宝鸡周原遗址和周公庙遗址的发掘，曾任“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学术秘书，出版有《周代用玉　制　度　研　究　》（2008）、《追迹三代》（2015）和《最雅的中国——春秋时代的社会与文化》（2015）等。今年5月出版《鼏宅禹迹：夏代信史的考古学重建》。

【编辑 华智超】

（作者：李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