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日报记者李煦

爱因斯坦在1922年的旅行日记里说了对中国人不敬的话，很奇怪这事现在才被舆论界注意到。

其实早在1年前，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出的《爱因斯坦在路上》里就引用过他的那些说法。所不同的是，这回是由英国媒体报出来，于是形成了一波小热点。

到底是怎么回事？　有必要审视一下爱因斯坦1922年的亚洲之行。

爱因斯坦正对着记者吐舌头

他给北大开出“优惠价”

当时爱因斯坦很缺钱，而且想出门“避风头”。

1919年他离婚又再婚，一下子要承担两个家庭、4个孩子的赡养费；他在德国大学教书，但是战败的德国通货膨胀严重；他预估自己要得诺贝尔奖了，但是离婚时已经约定，如果得诺奖，奖金归前妻。

那一年，一支探险队在南美观测到了太阳光线在引力场中的偏折，从而证明了他的广义相对论。全世界、包括中国的报纸都大幅报道了此事，他成为世界级名人，很多人求他的签名照，但是他出售签名照的收益都捐给一个孤儿慈善基金。很多犹太组织请他出面募捐，在中东建一所希伯来大学，他也答应了。

比起经济，更加困扰他的是德国的政治氛围。1922年，与他的和平主义理念相近、同为犹太人的德国外交部长遇刺，传说他的名字也在激进组织暗杀名单上，他立刻减少了自己的政治宣传活动。

正在此时，日本出版社“改造社”请他去日本讲学一个月，报酬是2000英镑，外加700英镑旅费。那时英镑实行金本位制，1英镑对应7克纯金，日本人相当于拿着近20公斤黄金请爱因斯坦“日本游”。

日本人也是“论证”过的。之前罗素在远东游历讲学，日本人请他说出世界上3个最重要的人物。罗素说了两个：列宁和爱因斯坦。于是日本人就请了爱因斯坦，同时制定了严格的合同条款，不但日程紧凑，而且要求爱因斯坦不得在规定以外的公众场合发表谈话（后来爱因斯坦在日本的演讲门票标价3日元，够一个普通日本人吃10顿饭）。

其实，中国方面对爱因斯坦发出的邀请比日本要早。

1921年，北大校长蔡元培在德国拜访了爱因斯坦，邀他来华讲学，当时爱因斯坦因为日程冲突加上酬金不够而没有答应。1922年3月，北大从中国驻德使馆得知爱因斯坦要去日本，于是再度发出邀请，并希望他先来华。

爱因斯坦答复的大意是：在日本呆4周，在中国呆2周，虽然你们邀约在先，但是日方条件更优厚；中国冬天可能暖和一些，所以在中国过冬，先日后中。

4月，蔡元培致电爱因斯坦，承诺每月酬金1000元；此外负担他在京期间的食宿。

爱因斯坦三周后回信，重申“两星期”，此外酬金由1000中国币改为1000美元，在京食宿之外，并要求负担他夫妇二人从东京到北京和北京到香港的旅费。爱因斯坦解释说：美洲各大学都在请他，费用都比北大开得高，如果他对北大要价太低，就不好办了。

当时北大经济困窘，蔡元培找了梁启超当赞助才有底气，7月22日，中国驻德公使致信爱因斯坦，告知北大已接受他的要求；两天后爱因斯坦回信：“拟于新年前后到北京。”蔡元培8月收到这个消息。

1920年代初，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月薪400元；北大文科教授兼哲学研究室主任胡适300元；北大教授兼国史编纂处主任周作人240元。那时一银元约等于0.5美元，爱因斯坦两周要价1000美元，相当于4000银元一个月，这个价不低。可是比起日本人开出的一个月2000英镑（折合1万美元），这个价又很优惠了。

“沟通不够”与“实力不足”

1922年10月，爱因斯坦夫妇乘船，过苏伊士运河，经斯里兰卡、新加坡、香港，11月13日到了上海。

他在上海只停留了不到24小时，但是在此地接待他的是日本改造社的人。见记者、吃饭、逛戏园、到中国绅士家作客等等节目，虽有中国人陪同，也没有北大的人。

随后爱因斯坦去了日本，此时蔡元培在京为致爱因斯坦的欢迎信收集签名。12月8日这封信发出，此时爱因斯坦已经离开上海3周；12月22日这封信才到爱因斯坦手中，此时他已经取消了北京之行。

他回信蔡元培，大意是在日本等了5周，没有得到北大方面的消息，认为北大不准备践约了，于是取消计划。

蔡元培失望又困惑，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公开了这封回信并写了一个跋，表示早经约定，“本没有特别加约的必要”，致函欢迎“是表示郑重的意思”云云。

仅从以上经过来看，北大方面没有派人到上海打前站，对比日本改造社办事的周密严谨，无疑落了下风。

联系时局来看，其实还有更深层的因素。1922年4月，第一次直奉战争在京津一带展开，此后半年，北京内阁换了5次。当年8月到10月，蔡元培等北京8所高校的校长6次联名辞职，原因是北洋政府已有5个多月没给高校发薪水。

中国的这些动荡消息，传到了爱因斯坦耳朵里，他8月底在一封信中写道：“我可能将在中国做几场讲演，迄今我已收到了北京大学的邀请，但鉴于中国国内普遍存在的重大困难，我仍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否能够履约。”

可见，爱因斯坦有这种疑虑，他需要进一步的确认和保证；北大方面则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明面上是沟通不够，实际上是实力不足，军阀混战的大环境不利于科技文化发展，遑论国际交往。

蔡元培也对“实力”有所体悟，在那篇跋中写道：但愿一两年内，我国学者对于学术有所贡献，可以引起世界著名学者的注意；我们有一部分人能知道，这种学者的光临，比什么鼎鼎大名的政治家军事家重要几十百倍，也可以用一个月费2000英镑以上的代价去欢迎他，不见得爱因斯坦不会专程来一次中国。

【记者手记】

不必人云亦云

用今天的眼光去审视近百年前的私密日记，然后扣一顶“种族歧视”的帽子，不如直面历史。

如果要说歧视，爱因斯坦在耶路撒冷哭墙看到犹太人虔诚祈祷、摆动身体，对自己的民族，他说“可悲””智力低下“，“只有过去没有未来”。可是到了特拉维夫，看见一座新城欣欣向荣，就又写道：“我们犹太人充沛的活力真是令人惊讶！”

他没有什么民族观念，但是有同情心。在香港，他看见中国人是怎样干活的：“这些饱受苦难的男女干的活是敲碎石头或者抬石头，一天只赚5分钱，那些没有善心的经济机器就这样无情惩罚他们的生殖力”，但是，“前不久在一次增加工资的罢工运动中，这些劳工组织得不错”。他指的是1922年苏兆征等人领导的香港海员大罢工，英国人在那次罢工中制造了“沙田惨案”。

爱因斯坦爱美女，在日记里每到一处都要点评，尤其喜欢点评他的东道主，谁家的太太“娇美聪敏”，谁家的女儿“金发碧眼、皮肤白皙”，在路上看到一个“打扮精致”的女孩，某次晚宴上自己身边坐了个“迷人的维也纳女士”，等等等等。

可是他懂得大是大非。日本人把他招待得很好，他对日本印象也不错。可是“九·一八”事变之后，他是最早站出来呼吁制裁日本的人之一；英美坐视日本吃掉中国东北，他听了某个美国外交官的高论后，在日记里说此人“智慧但是没有道德感，这是一切不幸的源头”。

想要得到别人的尊重，就必须要有实力。中国人通过自己努力实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强国，这是爱因斯坦也无法预见的，更是中国人自信的来源。什么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什么叫轻飘飘居高临下，谁是患难中的真朋友，谁是有历史欠账的人。不必人云亦云，把话语权拱手让人，历史就在那里，自己去看吧。

【编辑：付豪】

（作者：李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