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昕

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

    1982年9月，武汉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上世纪80年代末我在理论组工作期间，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出版杨义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三卷本。

    杨义今天已是声名显赫的学者，作为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长期担任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和少数民族文学所两个所的所长，退下来以后到澳门大学担任讲座教授，写了《中国叙事学》《李杜诗学》《论语还原》《楚辞还原》“先秦诸子还原”系列等多种古典文学、文化研究专著。可是他在人文社出版《中国现代小说史》的时候，只是一个三十几岁刚毕业的研究生，而他的成名作就是《中国现代小说史》。

    杨义花了大概五年时间写出了这部著作的第一卷，拿到我们这儿来的时候，大家一看全愣了，稿子太厚了，两尺厚一大摞，50万字，而且这只是一套书的第一卷！也就是说，把这三卷写完要写150万字。

    一个默默无闻的年轻人，要到人民文学出版社这样的最高殿堂，出一套文学史长篇巨作，是没有先例的。要知道那个时候，文学史著作都是大学老教授领着青年教师和学生一起写，以一个人的力量写这么样一本大书在当时是闻所未闻的事情。这当然要慎重对待。老编辑罗君策先把稿子翻阅过一遍，评价很高，可是接着罗君策就被调走了，稿子便转到我手里。我阅后极口称赞，又给老编辑毛承志看，他阅后也非常兴奋。于是我们就把这个难题交给社领导，说我们要出这套书。

    这样一种态度，等于对作者承诺三卷本都要出。但当时出版社已经到了需要考虑经济效益的时代，这套书作为理论著作出版，赔钱是无疑的。我们的主管副总编叫李曙光，他找我去谈了一下，因为我那时候已经是理论组的组长了。他找我谈，说要出可以，但有个条件，你得把它变成高等学校文科教材。

    这是多大的难题啊，我想他将了我一军，当然他也是好意，逼我一下，让我想办法把事情做成。试想，一个三十几岁的学者，初出茅庐，名不见经传的小伙子写出这么一套书，上来就要做高等学校文科教材，谈何容易？但当时我们都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我就以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名义写了一封推荐信，盖上公章拿着推荐信，骑上自行车直接找到国家教委。

    国家教委教材中心的工作人员态度非常好，告诉我光是出版社推荐信不行，还得有专家推荐。我问需要什么样的专家？他说越权威的专家越好。回来后，我就跟杨义商量，找到了唐弢、王士菁等四位专家，请他们写意见。

    这四位专家对于杨义都是熟悉的、了解的。他们也都奖掖后进、鼓励新人，对杨义的学术创新给予了积极的肯定。带着他们热情洋溢的推荐意见，我再一次到国家教委教材中心去恳谈。其实虽然事情在努力地做，但内心里没敢抱什么希望，只是怀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情。

    那时，国家机关也不讲求什么关系学，我们没请过一顿饭，没送过一分钱的礼，甚至连一声谢谢也没有说过。等了大概半年的时间，忽然就收到国家教委一份公函，里面盖了大红印章，批准这套书作为高等学校文科教材。

    要知道，这是150万字的书，我们只给教委看了50万字第一卷的稿，他们就把150万字的三卷本全批准做教材了。这样杨义一下就解决了后顾之忧，从这以后，杨义的学术道路就是一片坦途，以后他再出版任何著作都不困难了，因为有这三卷本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打底子。

后来这套书还夺得了第一届国家图书奖的提名奖。现在杨义已经出版了五六十本学术著作，成了著作等身的学术大家，但是他后来跟我说，如果当初这套《中国现代小说史》不能出版的话，他可能就改行了，中国可能多了一个商人，少了一个学者。

李昕

李昕 出版家，三联书店前总编辑。【编辑：袁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