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瑞洪

陈立言花鸟画

    认识画家陈立言之前，先认识了他的成名作《秋忙》。30多年前，在北京琉璃厂荣宝斋古色古香的大厅里，赫然张挂着中国画大师们装裱精美的木板水印立轴。眼帘从徐悲鸿、齐白石、潘天寿、傅抱石那些脍炙人口的作品上掠过。一幅金灿灿的四尺斗方，把我紧紧吸引，那是秋忙的一瞬。画面左下角的少先队员，正忙着给解放军叔叔的水壶盛水，那飘曳的红领巾、翘翘的羊角辫，把一脸稚气衬托得那么纯净、单纯。人们从《秋忙》中，可以看出作者的传统根基，他在展现人物画创作光彩的同时，也闪现出花鸟画的丰韵。后来我了解到，1965年，日本东京举办《中国现代画展》，黄胃、李可染等32人参加，陈立言以25岁之龄携其毕业创作《秋忙》跻身其列。留校任教的陈立言其后又创作了《浏阳河上》《新仓》《屈原怀乡图》《莽莽中原逐鹿时》等一系列优秀作品。

    1986年担任湖北省美术院业务副院长的陈立言，公务繁忙，创作与研究、经费的筹措、宿舍的兴建、美术馆的改造等等，事必躬亲。经常萌发的人物画创作构思，受了时间的制约。因此，花鸟画成了他的主攻课题，他说：“花鸟画，既为娱己，也为娱人，娱人娱己主客观互补相成。”花鸟画虽是娱人之作，却也严肃认真，“治艺是一种十分严肃的事业，但既为艺术就必须讲趣味，因此我亦认同‘游戏笔墨’自得其乐”。多年对花鸟画的研创，洋洋大观成果显现。一种铿锵大音，阳刚之气，从不同侧面形象地展示了中国文化的精神意识，开拓出花鸟画艺术的新境界。

    正因如此，我们浏览陈立言花鸟画集《吉祥花语》，就先会在直觉上感受这些画中泥土的厚实感、民间艺术的朴拙感，迥异于儒雅的文人画，一股真情在流淌——《双雀》的私语、《小雪》的逸趣、《黑猫》的虎视、《春池》的雅韵。花鸟画之所以沁人心灵，根本不在于花鸟虫鱼的自然特征，而是画家在强调特征的同时，注入生命之力与情感之火。不少花鸟画家只知表现花鸟的形色之美，一味在悦目上下功夫，可是陈立言则着力于“赏心”，既描绘对象生机与动变，体现造物主赋予花鸟虫鱼的自然美，又紧紧把握住“登入览物之有得”，在“物我两忘”中寄托心曲。画的是花鸟，表现的却是花鸟和人类精神上的联系，在那“神遇而迹化”的作品中，体察画家的感情波澜。好的花鸟画应是画家心中的花鸟，这就是艺术比现实生活中的形象更美的原因。

    人类的审美活动是不餍足的，任何富有生命激情与不息创造力的艺术家，都不会使“美”成为一个概念化的式样。把自然生动之状真实地描绘出来就一定动人吗？未必。艺术之所以成为艺术，还因为它是传情的，没有情感的力量，不足以赏心。然而“草木无情”，情者，人情也。可不可以说，花鸟画应该当作人物画来画？画人物强调写生已是不言而喻，而画花鸟也必须写生，写出其生命、生机。就陈立言的花鸟画来说，他的确是当作人物画来画的，他孜孜以求捕捉其形致，他不作“概念”的背诵，不热心于古人“模式”的重复。憨憨的造型，厚厚的笔墨，带着他特有的张力，内在的情感和饱满的生机蕴藏其间。同是画荷，宋人吴炳的出水芙蓉，明人徐谓的荷蟹图，清代朱耷的荷花水鸟图，其画趣各异。陈立言画荷《水云乡》《仲夏水乡》自辟新法，荷不求整，叶不取全，中有飞鸟出没，芦草杂糅 ，掩映虚实，葱葱郁郁，盛开的荷花散发阵阵清香。这是荷花的品格，这也是它极富有魅力的所在。两相对照，可见古今画荷各有径庭。

在花鸟画艺术中，多年来偏于“吃甜食”。特别是在商品大潮的冲击下，人心浮躁，求财而媚俗，更降低了花鸟画的品位。这种“偏食”现象，也导致艺术品缺乏足够的力量。陈立言不论是作丈二匹的恢宏巨构，或是绘一枝一叶的册页小品，都有崭新的气派，有一种雄浑阳刚的力量。他深有体会地说：“阳刚之美植根民间艺术，具阳刚之美的中国画，既保留了最显中国气派的笔墨情趣，又有民俗的红火吉利。”改革开放40年带来物质文明的巨大进步的同时，自然生态受到惊人的破坏。人们普遍意识到，为了子孙后代，必须彻底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要像热爱人类自身一样热爱自然，有必要使已经异化的人们复归于朴质。可悲在于，并非人人都清楚时代急需，而自觉地创作富于上述意蕴的作品。画家陈立言致力于花鸟画样式的创造，完全脱离了习惯模式，以情感力量，确立自己花鸟画的“吉祥花语”，参与到时代对中国花鸟画现代形态的创建。

李瑞洪

李瑞洪　画家、评论家，在艺海里荡起理论与实践的双桨。【编辑：袁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