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洪波 湖北仙桃人。长江日报评论员，高级记者。
现代社会的共时性展开，有钟表这样一种“母工具”起作用。把这一工具从一台计时的机器变成社会建制，需要多种操作路径。例如学校让人从小就按照钟表来编排行为；例如工作按照钟表来开始和结束。商场何时开门不仅规范了营业员，也决定了顾客何时可以获得服务。每一场电影、集会以及约会都是由钟点决定的。
报纸是公共生活的重要设施。公共生活，其实也就是共时性生活，因为纯粹的个人无所谓共时性而只有他自己的历时性，人只有与他人才形成共时性，而人一旦与他人结与关系，就成了规范不等的社会。
报纸在共时性生活中起的作用，一是传递信息，形成信息场；二是交换态度，形成意见场；三是设置议题，形成舆论场。报纸是共时性生活的粘合剂，当意见严重对立时，也可能是大型社会群体的切割机。当然，切割也好，撕裂也好，换个角度看，并没有使社会原子化，而是使社会群体变小，而这种小型群体的粘合度更强。
报纸展开社会的时性，这与图书是很不相同的。图书也能洛阳纸贵，成一时流行，但图书体现着前面的时代对后面时代的教喻，而报纸是时代内部的信息交流工具。报纸与机器印刷这一技术堪称绝配，如果没有活字机器印刷这种技术条件，报纸就很难出现。机器活字印刷增强了图书的可获得性，从而推进了知识的历时性传授，但尤其重要的是，这一技术上生长出了报纸这种以快速而不是确凿为首务的信息载体。快速印刷、廉价纸张，是报纸得以“一纸风行”的基础条件。这一基础条件既是现代社会的推进力，也是现代社会的一种内生力。
在电讯诞生之前，报纸作为共时生活的信息途径，风头无两，没有竞争者。言语也可以成为社会交流途径，但它无法固定交流内容，从而使广域的交流变得不可靠。报纸则能消除内容的不确定，白纸黑字，传播无边。飞旋的印刷机，奔跑的报童，被叫卖的新闻，成为一件事产生公共影响的写照。边吃早餐边读报，也成为一种标准的现代化都市中产阶级生活样式。读报成为人们时间规划的一部分，一个人的时间被分配出一部分去阅读报纸，具有正当性。
电讯的出现，改变了报纸在共时生活中的独享地位。电进入信息交流领域，带来了一场迄今尚未终结的传播革命，那就是将传统上不受制于时间的传播形式，扭转为受制于时间的传播形式。信息的“流”式传播，逐渐上升到主要地位。随时间而迅速消失的东西，就是流动的，就是流，过去说话就是语言的流，但自从有了书写，广泛的传播主要就不靠说话而靠写或印刷。从广播开始，随时间而“流”的传播，地位又上升了。罗斯福的围炉夜话，是众所周知的广播佳话。因为广播的兴起，电台节目表成为人们时间规划的指针，我们仍记得人们定时打开收音机听评书节目的情景。
电影，尤其是电视的兴起，把实时记录的图像加入到了信息交流之中，但就其以“电”为基本技术条件来说，仍然延续了时间流的特征。电视可视为电影与收音机的结合，它将电影的图像特性与收音机的实时特性，以及家庭或私人特性组合在一起，创造了一种图像的连续播放机制。因为这种播放既是广播的，同时是借助客厅设备进行的，就形成了一种带有虚拟性的共时化，人们各自在自己的家中，相互看不见，但又确切地知道在一起观看某个内容，面对着同一个节目链。
电视的广域观看是通过不在同一地点的共时观看完成的，这与电影既要同时也要同地观看不同。电视台通过时间段对大众进行区分，为每个兴趣群体制定时间表，这个时间表，又形成了以秒而计的时间价格，后面由收视率进行精确评价，从而形成了一种依靠沙发土豆般忠实的拥趸支撑的时间经济。媒体间的竞争，不再像报纸那样，靠的是购买报纸的能力来实现，而是靠对观看者时间的直接争夺。以时间流为特征的传播，都是靠与意识流的合拍而进行，电视对时间的占用，其实就是对意识流的开发。
网络视频带来了社会时钟的再一次改变。从印刷机到发射机的改变之后，我们亲历了从发射机到服务器的改变。今天的传播，是建立在服务器之上的。数字化在产生一种媒介综合，从前的一切媒体形式，综合到超级文本上。整个社会时间上受电视控制的时代结束了，服务器开始在后面接管了时间分配表。超级媒体也不再用时间流来决定人的时间分配，而是用切碎时间的方法来给人一种“时间还回每个人”的假象，实际上服务器更加精妙地控制了时间流向，它提供丰富的选择，使人自然而然地失去时间耐性，而总体上取走了人们的时间。
新型的媒介时间客体非线性、可点击，而且建立在内容导航架构上，因为没有导航架构，我们不仅找不到任何东西，甚至也将失去找的动力。推送和搜索引擎，是信息导航的不同形式，如果没有推送，没有弹窗，也没有搜索引擎，我们面对无限丰富的资料就如同面对空无。超级媒介的未来，或许将走向脑机一体化，将大脑与芯片直接相连，芯片上所有的就是大脑里所有的，那样，一个新的社会时钟就会诞生，质言之，那将是大脑时钟频率达到机械时钟频率。
【编辑：袁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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