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原:新中国报业及文艺副刊的开拓者,善于把民族使命感融入诗境中

绿原小传

绿原(1922-2009),原名刘仁甫,曾用译名刘半九。诗人、作家、翻译家、编辑家。湖北黄陂人。获第37届斯特鲁加国际诗歌节金环奖的首位中国作家。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在诗坛广受关注,早期诗作《小时候》被收入台湾教科书。抗战胜利前后,绿原的爱国战斗诗篇,在进步学生和年轻读者中广为流传,为“七月诗派”后期重要代表之一。

1949年后在长江日报社和中共中央宣传部任职。

曾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中国诗歌学会副会长。新时期,绿原诗歌创作获第37届斯特鲁加国际诗歌节金环奖,译作《浮士德》获首届鲁迅文学奖优秀文学翻译彩虹奖。2007年出版了六卷本《绿原文集》,2017年出版了十卷本《绿原译文集》。

绿原在长江日报的工作照

从1949年《长江日报》创刊至1952年,诗人绿原进入长江日报社工作,任文艺组负责人。在此期间,绿原编发了大量优秀的文学作品,还经常化名在《长江日报》副刊撰写电影评论,并创作了《中国,一九四九年》《五月速写》等诗篇……时隔70年,近日,长江日报记者通过电话和电邮采访了绿原先生的夫人罗惠及他的女儿刘若琴女士,回顾了这位老报人的传奇一生。

诗出少年,与复旦诗友合编《诗垦地》

绿原原名刘仁甫,1922年生于湖北黄陂,祖上是读书人。3岁时,父亲早逝,母亲带着他与两个小女儿在农村煎熬了几年,因无力维持,在绿原七八岁时一家人到城里投奔绿原的大哥刘孝甫。

与绿原青梅竹马一起长大的罗惠女士回忆,她家的后门就对着绿原哥哥家的前门。“绿原的大哥对他的学习抓得非常紧,每天给他安排许多功课。为了出门透气,绿原和小他四岁的侄儿还抢着出门倒垃圾。”母亲去世后,绿原依附长兄生活了两年,日寇逼近武汉,在武汉沦陷前数日,绿原乘“江顺”轮离开家乡,开始颠沛流离的流亡生活。

经宜昌去恩施,绿原进入湖北联中高中读书。他如饥似渴地阅读所能借到的各种新文学书刊,抗战文学、五四新文学打开了绿原的眼界,特别是鲁迅的作品,对他有较大的影响。在系统地阅读鲁迅著作的同时,他开始文学创作。1939年17岁时,绿原创作了描写民族危亡中农村儿童不幸生活的短篇小说《爸爸还不回来》,刊发在重庆《时事新报》副刊。但之后他没有继续小说创作,而是以“绿原”为笔名转向新诗创作,1941年19岁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诗作《送报者》。

1942年,绿原进入重庆复旦大学外文系学习,与邹荻帆、姚奔、曾卓、冀汸、阿垅、冯白鲁等友人结识,一起合编诗刊《诗垦地》。这是绿原诗情迸发的一个起始阶段。有友人回忆,当时宿舍里住七八个人,绿原在上铺,晚间常常点上油灯,在床上看书创作,早上起床时,同学看见他的两个鼻孔被油烟熏得乌黑。

绿原的第一本诗集《童话》,基本上就是在这个时期创作的。

台湾老诗人向明评论说:“《童话》对于抗战时的知识青年和台湾青年诗人都有极大的鼓舞作用。台湾诗人杨唤诗中便不自觉地有着绿原诗风的影子,我亦承认曾受绿原诗的影响。”

被当局通缉流亡,政治抒情诗影响进步青年

绿原并非只是沉浸于学海与诗海里,他每天热心阅读各种报刊,关注着国家的命运。

1944年国民党当局为来华参战美军征调大学生充任译员,绿原随同学一起被征调。短期译训班结业后,先被分配到“航空委员会”,因未随集体参加国民党,与少数译员一起被认为“有思想问题”,被通知改去“中美合作所”。因未应召前往,随即受到特务机关密令通缉。然而,还在大学读书的绿原没料想因“思想问题”遭遇国民党当局的政治迫害,在被通缉的情况下,他不得不离开学校开始逃亡。

在胡风等朋友的帮助下,1944年,绿原在川北岳池的新三中学落脚,并与随之而来的罗惠成婚。罗惠女士回忆,婚房是教学楼二楼的一间屋子,屋里除了桌椅,只有一个箱子、一张床、一床铺盖,被面是曾卓送的。

绿原和罗惠携手之初(1944年于四川岳池)

在这个相对安静的环境里,绿原开始了他的政治抒情诗写作阶段。

民族的苦难化作他笔下一首首政治抒情诗。《终点,又是一个起点》《复仇的哲学》《咦,美国!》《伽利略在真理面前》《悲愤的人们》《你是谁?》等多篇热烈而深沉的政治抒情诗,多次在群众集会上被朗诵,在国统区的进步青年中产生了积极影响。

一位读者曾著文回忆1947年他在一家书店发现用土纸刊印的《荒鸡》的情景:“……它好像一本地下刊物,革命倾向明显,严肃而激越的文字迸射着强烈的感召力。里面有一篇题为《口号》的长诗,作者绿原以雷霆落地的笔触抒写内战中人民的深重苦难,厉声地谴责那些‘撕着我们的头发做窠’的‘披麻戴孝的活无常’们,呼唤人们‘起来,起来参加几秒钟以后的战斗’,‘在血池肉林里找出一条出路’,并好像在催促着我这‘不懂事的少年’,‘站出来做一名二十世纪的侠客’,‘服从大家的仇恨,为大家赴汤蹈火’。我读得既感羞愧又很振奋,觉得是被赋予了一项使命。从此绿原的名字深深地印在了我的心上,每到一地就专心搜读绿原的作品,在杂志目录上寻找绿原的名字,并且学着做他笔下的那个敢于为真理献身的伽利略。”

1945年中国迎来了抗战胜利,背井离乡的绿原夫妇,因为路费不足,辗转近两年才回到故乡武汉。

蒙受不白之冤,囚禁室中自学德语六年

在武汉,他与诗友曾卓相逢,经曾卓介绍,绿原加入了中共地下党。作为新人生的开始,他将自己的笔名“绿原”,正式作为自己的社会用名。

罗惠女士回忆,1949年5月武汉解放那天,绿原带着女儿一早就外出等着,见到了解放军的先头部队,他把孩子送回家,随即挤在汹涌的人流中,跟着解放军的队伍进城,之后投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市委组织的迎解放宣传工作。在金城银行楼上,绿原和一大群青年朋友一起,欢乐、忙碌地写了几百张标语,编了十几份大型墙报,还和武汉大学一位同学为第二天出版的《解放新闻》编了一期副刊,并为此写了一首长诗。“我后来才听说,绿原入党后,接受了组织委托调查武汉外国资本的任务。武汉地下市委城工部1949年出版的《入城须知》手册里,工业外资部分大多是他写的。”罗惠女士说。

之后,中南局机关报《长江日报》在武汉创办,由党组织安排,绿原进入长江日报社工作,任文艺组负责人。在这个时期,他参加了全国第一次文代大会、全国文艺工作者协会(中国作家协会前身)。至1952年《长江日报》暂时停刊,绿原编发了大量优秀的文学作品,还经常化名在《长江日报》副刊上撰写电影评论,并创作了《中国,一九四九年》《五月速写》等诗篇……

后来,绿原被安排到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译所。在做了一些基础工作后,他接触到德语稿件:西方文论史上最重要的美学著作之一,朱光潜先生翻译的《拉奥孔》。这是一部艰深的名著,绿原为了检验自己自学德语的水平,将《拉奥孔》从头到尾、一字一字校读了一遍,对这部名著名译提出了中肯而具体的修改意见。当意见返回到推荐单位文研所时,外国文学老专家冯至先生十分惊讶,他知道人民文学出版社过去是没有德语编辑的,了解到绿原在狱中自学德语并达到一定的水平,冯至多年后说起仍十分感动。

活了一辈子,却做了两辈子的事

1980年,绿原觉得自己没有多少时间可以浪费了,时间对他而言异常珍贵,他必须与命运争抢时间。

在主持人民文学出版社外国文学出版工作时,他力求按学术上的客观价值制定出版选题计划。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人文出版社向社会推出的几百种《世界文学名著》,就包含绿原不少的心血。此外,他还参加了重新启动的国家文化建设工程“三套丛书”(《外国文学名著丛书》《外国文艺理论丛书》《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丛书》)编委会的工作。

绿原像老树焕发青春那样,再次进入了个人诗歌创作的高峰阶段。这个时期的诗作,其深度和广度超过他之前40年的成果,《高速夜行车》和《他走着……》是他这个时期的代表作。

罗惠回忆,除了工作、除了有事,绿原不去别人家聊天,时间是最珍贵的,对自己还是对别人都一样。“他的脚步总是急冲冲的,声音很重,从远处一直响到近前,一听就知道是他”。

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绿原离开了出版社的工作岗位,但他没有休息,在年近七十岁时,仍然向自己提出了挑战——接受出版社的建议,重译歌德的诗剧《浮士德》。

《浮士德》博大精深,写作该书花费了歌德六十年心血。为了将这部名著介绍给中国读者,绿原埋头工作了近两年。

《浮士德》交稿后,他又接受了出版社翻译《里尔克诗选》的委托。罗惠女士希望他能休息,不要太赶时间,他叹口气说:我还能有多少时间呢?

绿原又翻译出版了《请向内心走去》《拆散的笔记簿》《德国浪漫派》《现代美学析疑》《叔本华散文选》、莎士比亚新剧《爱德华三世·两个贵亲戚》等,《日安课本——雷丁儿童诗选》《顽童捣蛋记》《叔本华散文》等译作,写作出版了《苜蓿与葡萄》《半九别集》《寻芳草集》《绿原说诗》《绿原文集》等系列作品。离休后的21年间,他不停地写、不停地译,罗惠女士说:“他活了一辈子,却做了两辈子的事。”

在1998年马其顿举行的斯特鲁加国际诗歌节上,诗歌节主席向绿原颁发金环奖  绿原先生家属提供

1998年,绿原荣获斯特鲁加国际诗歌节金环奖,他在马其顿颁奖仪式上说:“我在本届被授予‘金环奖’,成为‘获此殊荣的第一位中国人’,使我认识到荣誉感和责任感的一致性。……这个‘金环奖’,同时也是属于中国诗歌界的全体同仁的。”2007年绿原将金环奖捐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他还嘱咐子女将“国际诗歌奖”的奖金分期捐给社会,说:我的荣誉不仅属于个人,来自社会的钱,再还给社会。2008年冰雪灾害和汶川地震,绿原都进行了捐赠。

2009年,绿原再次病倒,住院期间,他告诉家人:想吃故乡的糖软饼。罗惠女士试着给他做了两个送到医院。绿原说:“虽然与小时候的口味不完全相同,但已经很好了。谢谢老太太,谢谢……”后来他还在纸片上写道:“今晨从电视观察世纪日蚀,深感人生之须臾,而宇宙之无穷……”

2009年9月,绿原因病辞世。

绿原跨越了中国现代、当代两个文学史阶段,有评论家评价他是四十年代诗人中的杰出者。在中华民族危亡之时,他曾是文化荒原里的一抹绿色。

曾任中国出版集团公司总裁的聂震宁说:“我们应该学习绿原先生心系祖国、忧国忧民的爱国精神。”

文史研究专家、全国政协常委翟泰丰说:“我一直在思索绿原是怎么迎着狂飚踏着冰崖走向一个又一个诗境高峰的。……因为他有一个诗人不踏上诗的‘绝顶’誓不罢休的气概,所以他的创作,他的诗总在追求诗外的诗,即人民的诗,时代的歌,他善于把一个诗人的民族使命感融入诗境美的人性探求之中。”

绿原离世的消息传到《长江日报》时,时任报社领导说:虽然绿原于1953年奉调北京,开始其人生新的旅程,并以新诗创作和外国文学翻译闻名于世,但其在长江日报近四年的报人生涯,既是他生命的一个重要阶段,也是《长江日报》报史上值得浓墨书写的一笔。作为新中国最早创刊的城市大报之一,《长江日报》在其草创之初的风雨历程,可谓新中国报业建设的一个缩影,故而将绿原誉为新中国报业及文艺副刊的开拓者之一应当之无愧。(长江日报记者周璐)

【编辑:叶子】

(作者:周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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