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日报记者李煦

朱伟和他笔下的作家们

朱伟，1952年出生于上海，1968年到黑龙江建设兵团上山下乡，1971年，他写了一部40万字的长篇小说。那时正好赶上培养“知青作家”，朱伟就因它脱离了艰苦的农作，被“请”到了北京改稿件。那时这是件不得了的事。

这部小说改来改去也没改成功。不过编辑看到了朱伟有当编辑的素养，当时人民文学出版社积压了很多群众来稿，他们发现他读稿件的速度很快，给稿件写意见时，也看出他还挺有判断能力的，这样朱伟就在《人民文学》当了实习生。后来《人民文学》领导给他交底，无法解决户口问题，推荐他去了《中国青年》，在那里当了记者、编辑。1983年，在王蒙建议下，朱伟回到《人民文学》杂志社工作，历任小说编辑室编辑、编辑部副主任，曾在《人民文学》推出刘索拉、阿城、莫言、余华、苏童、格非等一大批作家的作品。1988年，朱伟在《读书》杂志撰写《最新小说一瞥》专栏，主编《东方纪事》杂志。

朱伟喜好古典音乐，1993年到三联书店创办《爱乐》杂志，并以笔名林逸聪编著大型工具书《音乐圣经》。1995年，他接任《三联生活周刊》主编，此前《三联生活周刊》四易其主，被人戏称为“主编杀手”，朱伟在此主持了近20年，2014年离任。

朱伟作品有《考吃》《有关品质》《微读节气》《四季小品》等，近期他出版了《重读八十年代》一书，系统解读王蒙、韩少功、史铁生、王安忆、莫言、余华、苏童等十位作家的作品，通读文本，回归文学史现场。

下面是从书中撷取的几则：

王蒙：上任意味着文学革命登堂入室

王蒙1983年7月1日到《人民文学》上任，意味着80年代的文学革命真正登堂入室。现在回头看，王蒙对《人民文学》循序渐进的文学革命推进，是充满智慧的。但在当时，作为当事人，我对他的推进速度是常感失望的。王蒙用了一年半时间过渡，才慎重推动了1985年《人民文学》耀亮整个文坛的效果，那时《人民文学》真成了旗舰与标杆——它启示了作家完全可以自由地选择自己所喜好的叙述方式。

在我看来，1985年他已不再是最好的作家，却是最好的主编。遗憾的是《人民文学》的辉煌期非常短暂。

还记得，陪他去北京医院看牙时，他告诉我，已经确定了刘心武到《人民文学》。他说，你知道吗？　其实在北京作协，李陀上上下下的人缘要比心武好得多，刘心武其实不怎么懂为人处世。当时我颇感意外：他是从人缘来辨识为人的。

韩少功：《海南纪实》一创刊就有60万印量

1988年，我在北京筹备《东方纪事》，韩少功在海南筹备《海南纪实》。《海南纪实》一创刊就有60万的印量，留下的最有意思“文献”，应该是韩少功撰写的杂志社公约——

杂志社创获之财富，除上缴税款等应缴收入外，由全体成员共同管理支配。收益分配为按需分配与按劳分配相结合。这个公约还承诺对所有成员的生活保险负完全责任，如遭不测而个人财力不足抵御，杂志社须为帮助其抵御灾难服务，直至其生活水准恢复到社内成员最低水准。若集体财力不够，所有成员均有义务各尽所能，任何人不得反对。

但最后结果，这个公约无力阻止创获财富后的分歧。

莫言：军艺稿纸的最大消耗者

莫言最早的两篇小说令部队看到了他的才华。他提了干，正排职教员，行政23级。他的第四篇小说《民间音乐》得到孙犁的赞赏，时解放军艺术学院组建文学系，正招收第一届学员，莫言就带着这篇小说与孙犁的评论，到北京报名。但已经过了报名期限，幸亏军艺文学系主任徐怀中慧眼识才。

班上当时名气最响的是《高山下的花环》作者李存葆。开学不久，李存葆又发表了中篇小说《山中，那十九座坟茔》，班上开了个座谈会。一片赞扬声中，莫言唱了反调。他说，在这部作品中，他闻到了“一种连队小报油墨的芳香”。引来众人反驳。在这样的压力下，莫言用7天写出了《透明的红萝卜》。

莫言最高速度是每天写1万字，他是军艺稿纸的最大消耗者。军艺当时每人的稿纸分配是有数的，他过多消耗，只能通过他好友、文学系影像课教师刘毅然去要。刘毅然后来写《摇滚青年》成名。

王安忆：中篇比短篇好，长篇又比中篇好

小说最考验细部，无切肤感就无亲切。王安忆小说中的细部常令人心动，这最难得。王安忆的中篇确实比短篇好，长篇又比中篇好。为什么？　因为长度足够使她放松。她是一个马拉松选手，跑马拉松的人不宜短跑，靠耐力。王安忆就属于越跑越好的人，这是她的个性使然。

我与她，好像也就一两次实际的面对面。一次是与陈村一起吃晚饭，到8点钟，她说，须要回家了。她本就很少在外吃饭，吃了，8点也须要回家的。我自以为已经很恪守自己的生活原则了，她却要坚决得多。无这般坚决，我想也不可能有那么多作品与那么高的平均值。恪守，也意味着对感觉力的保护，明亮的灯光下是不会有敏感度的。这大约与歌唱家保护嗓子，是一样的道理。

余华：那年我们一起看世界杯决赛

余华中学毕业后，在一个乡镇卫生所当牙医。1984年，他在《北京文学》第一期头条发表了《星星》，是他第一篇发表在重要刊物上的小说，写一个智力超过他年龄的孩子，迷上小提琴后得罪了左邻右舍，也招惹了孩子们。最后，父母决定把小提琴卖掉，于是孩子忧伤极了。这是一篇因果明确、叙述直白的习作，当时的《北京文学》请他到北京改稿。

因为这篇《星星》，余华进了海盐县文化馆。写了《十八岁出门远行》《河边的错误》之后，余华离开了海盐，进鲁迅文学院读书了。鲁迅文学院与北师大合办了一个研究生班，这是鲁院第一次培养文学硕士，当时的说法是，为了“青年作家的学者化”。一个文学青年，因为几篇小说，就读上了研究生，这也是只有80年代，才可能成为的现实。

那段时间，余华成了我家常客。那时我家有一个录像机，找录像带一起看电影，就成了一项大家欣欣然的活动。

1990年夏天，余华、格非一起在我家看世界杯。那个决赛之夜，我们准备了啤酒与各种吃食，余华坚挺马拉多纳，我则赌德国队，格非态度游移。那是贝肯鲍尔主帅的德国队，他站在球场边，就似乎拥有着无限力量。那晚其实卡吉尼亚停赛了，马拉多纳被布赫瓦尔德钳住，跌跌撞撞只有一脚射门，但余华就是喋喋不休地说，德国是一架陈腐的马车。既然打赌，就会时时觉得险象环生、呼吸急促。胜负似乎是在快终场前奠定的，沃勒尔冲入禁区被绊倒，布雷默罚的点球。我还记得余华当时气急败坏的样子，随后便自嘲：“阿根廷虽败犹荣，阿根廷虽败犹荣！”

原标题为《重读八十年代，回归文学史现场》

【编辑 华智超】

（作者：李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