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德文近照。长江日报记者柯立 摄

北京知名医院云集，以往号贩子扎堆、乱停车等现象突出，“吹哨”以后，医院周边明显更加有序了。长江日报记者柯立 摄

长江日报融媒体北京电（驻京记者柯立）武汉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中心研究员吕德文，也是人民日报海外版微信公众号“侠客岛”中的“岛叔”。去年他曾在北京市平谷区实地调查20多天。

近日，吕德文接受长江日报专访时指出：“街乡吹哨、部门报到”之所以能够解决基层治理中“看得见、管不着”的问题，主要是因为它找到了一条基层治理法治化的实现路径。

“吹哨报到”找到了关键“痛点”

长江日报：北京“吹哨报到”有哪些突出经验？

吕德文：首先是赋权。由基层的属地政府赋权，提高治理能力，打通“最后一公里”。第二，平谷区一个最关键的经验，就是依法治理。“吹哨报到”本质上让执法的力量，更好地在基层治理的过程中发挥作用。以前，不少乡镇政府习惯捂盖子、摆平，只要这个事情能摆平、搞定就行了，不管用什么方法。但有了“吹哨报到”机制后，就比较讲规矩。

区法制办厘清了各个问题的职责，前期梳理了40多项主要问题，比如盗挖金矿、盗采砂石、违法建筑等，梳理了很多大家都看得见、但解决不了的重要问题。通过每个问题梳理背后各部门的职责是什么，出现问题在哪些环节，然后梳理每个部门在治理这个问题时所承担的权力和责任，通过全面调查，形成台账。

“吹哨报到”是好的经验，但要厘清你凭什么吹我的哨，凭什么让我来报到？比如，国土局你承担什么责任，在这个问题上你有哪些权限？都要梳理清楚。先把规矩立好，把事情搞清楚，“吹哨报到”才有效果。

武汉怎样推行“吹哨报到”？

长江日报：目前武汉也在学习这一经验，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吕德文：特别细小琐碎的事情，属于基层治理，基层单位自己可以解决的，不要什么都“吹哨”。比如环境卫生搞得不好，社区自己有责任搞好。相当一部分事务，还是要基层属地政府自己解决。

真正要“吹哨”的事情，第一，法令上、政策上都明确是属地政府的责任，但凭你自己属地政府的治理能力，解决不了。比如拆除违法建筑就很典型，违建管理，街道是第一责任，规划部门是第二责任，对违建的治理，街道是没有执法权的，别人非要建，街道没办法，只有城建规划等部门有执法权。那么，这个事情就适合“吹哨报到”。

长江日报：哨子怎么吹才能更有效？ 

吕德文：“吹哨”在机制上很简单，相当于赋予乡镇召集权。以前搞联合执法，需要更上一级的部门去协调，比如搞拆违，以前是区政府办公室协调各个部门，城建、国土等各个部门，最多一个月一次就不错了。但像违建这一类的事情，等一个月过去，房子早都盖起来了。

现在把协调的权力交给乡镇，属地政府名义上属于下级，下级怎么指挥上级呢？涉及权责的重新配置。这召集权来自于评价权，简单来说，就是考核，对一个部门的考核，乡镇有一定发言权。比如区政府对各部门的考核，100分，其中区政府占50%，其他50%给各乡镇街道打分，这就可以起到一定作用。

“吹哨报到”最难的地方，其实是基础性的工作，把规矩立好，才是最关键的。按照平谷区的说法，就是“三个清单制度”。第一，问题清单，明确“哪些问题可以吹”；第二，权责清单，梳理权责关系；第三，绩效清单，就是考核的配套。

【编辑：金鑫】

（作者：柯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