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两国领导人亲手敲过的编钟,是他调的音


长江日报融媒体4月29日讯 一年前的4月27日,东湖之畔、湖北省博物馆。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印度总理莫迪一同观看编钟礼乐《凤舞楚天》,表演结束后,两人还走到编钟前,拿起钟锤饶有兴致地敲了敲。

两国元首敲响的,不是曾侯乙编钟原件,而是一件精确仿制品。这套精仿编钟由武汉一家机械工艺公司研究制成,由总工程师刘佑年调音。刘佑年有着“金耳朵”美名,是中国编钟调音第一人。

近日,长江日报记者前往东西湖区将军路,寻访这位“金耳朵”。

刘佑年敲击编钟演奏曲子。记者杨涛 摄

从电动砂轮机千万次的噪音中,“磨”出世界震惊的中华雅乐

刘佑年今年62岁,在武汉机械工艺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干了30多年,退休后又被返聘回公司继续工作。

在他的引领下,记者一行走进专门为编钟调音的厂房。眼前的一切令我们这些“外行”惊呆……这是搞机械研磨的车间?还是为乐器调音的厂房?

调音师傅双手扶着一根直径约四五厘米的木棍,木棍另一头绑着一台电动砂轮机。调音师不断调整电动砂轮机的位置、形态,在一口大钟的内壁进行研磨。

这口钟的大小和成套编钟最底层的大钟相一致。钟倒放在地上,调音师坐在凳子上,弓着腰,操纵电动砂轮机打磨内壁。操作中,调音师必须保持姿态的稳定。记者想象中的乐器调音本该是精致的技术活,可眼前的一切似乎在说,给编钟调音,不光要技术,还要体力。

砂轮机打磨中产生的噪音虽然谈不上震耳欲聋,但也逼得人后退几步。刘佑年告诉记者,砂轮机磨出的粉尘四处飘散,会落到眼眶上,钻进脖子里,帽子口罩也不能完全挡住。

刚开始干这一行,很多人都受不了。“铜粉沾在身上奇痒无比,和汗水混合,皮肤上就长满红疙瘩,还不敢抠,怕引发炎症。”刘佑年说,有人吃不了苦,中途放弃了,可他凭着对这项工作的喜爱,坚持了下来。

刘佑年在编钟制作的车间为记者介绍制作编钟的工艺。记者杨涛 摄

刘佑年说,编钟调音正是通过用电动砂轮机打磨钟体内壁实现的。外表看上去差不多的编钟,内壁其实有的地方厚,有的薄,有的是凹槽,有的是弧线……这就是让编钟发出标准乐音的秘密所在。此外,因为钟壁会越磨越薄,所以编钟调音具有不可逆性,“一旦磨过头,整口钟就废了”。

为精确复制曾侯乙编钟,刘佑年经过有关部门特许,曾近距离接触曾侯乙编钟,研究其调音原理。“我们相信,2400多年前的工匠没有使用机械,而是用手拿着石头的,在编钟内壁上一下下磨出来的。”

曾侯乙编钟共分三层八组,外加中间的镈钟1件,达65件。刘佑年和同事曾大胆猜测其制作过程,“肯定得一个团队,少则几十人、多则上百人,要一两代人才能完成”。

刘佑年介绍制作编钟的工艺极其精细复杂。记者杨涛 摄

他本是不识五线谱的工科男,却被顶级行家逼成“金耳朵”

刘佑年与编钟有缘。

1979年年底,身为知青的他回到城市。在一次中学同学聚会上,他得知一个同学成了省博物馆曾侯乙编钟展览的第一批讲解员和演奏员。“在她的关照下,我们这帮沾满土气的知青得以第一次见到编钟是什么样子……”

“太高雅了!我认为它与西方的钢琴相比,毫不逊色。”之后30多年里,这次与编钟邂逅的体验,常在刘佑年心头萦绕。

1986年,武汉电大机械制造专业毕业后,刘佑年被分配到武汉机械工艺研究所。三年后,研究所成立了专门复制编钟的工作室。在研究所上班,时常被编钟打磨的噪音打扰,但有时也能听到敲击编钟所发出的乐音。

这声响,不陌生,还很有感召力。它时不时吸引刘佑年的注意。编钟研究室师傅调音时,他有时会忍不住插嘴,常被认为“在理”。又过了几年,单位领导把刘佑年调到编钟研究室。

战国时期音制与现在不同,用完全复制的曾侯乙编钟演绎现在五线谱标记的音乐,声音并不匹配。这也意味着,古老的编钟乐器只有经过一定改造,才能和现在的乐器配合演奏,古老编钟才有可能焕发新的活力。

没有前人经验可循,一切从零开始。研究所花费了将近十年才研制出可供当代人演奏欣赏的编钟乐器。可是没想到,第一次交付专业民乐团使用,就遭受了严重挫折。

1998年春,研究所承接上海民族乐团订购的33件套“炎黄宝钟”。领导特别提醒刘佑年,客户都很专业,调音要非常注意。

刘佑年与同事自认做得很过细,信心十足地等着验钟合格、发奖金。不料迎来当头棒喝:33件编钟,11件不合格。

“专家们用了许多我从没听说过的方法检验音质量:用和声法来判断音准,用基音、泛音来分析音色的好坏,用分贝仪检测各钟音量的大小,用隔离度概念来评判演奏是否方便……”顿时,刘佑年觉得自己简直是井底之蛙。

他向记者解释,普通人能听出哆、来、咪,而国内优秀行家能听出“哆”与“唻”之间1/20的细微差别。“前来验货的乐团总监就是这样的人,他说不行,我们败得心服口服”。

那一年夏天,刘佑年过得很难受,也最有收获。

刘佑年在编钟制作的车间为记者介绍制作编钟的工艺。记者杨涛 摄

忘掉粉尘、噪音、高温,日夜埋头打磨、检测再打磨,每一天的循环,总有小小进展。“渐渐积累的成功突破,连我自己都不相信。”到当年年底,重新做好的整套编钟在新落成的上海大剧院贺岁演出,一曲《将军令》引发全场轰动。

站在编钟前,回忆过去,讲解音阶音分,记者眼前的这位资深理工男,更像是音乐学院的毕业生。

“您的音乐知识是怎么来的?”

“瞟学!”

刘佑年笑着回答。“瞟学”是武汉话,重视眼睛对于认知的重要性。但据记者了解,他除了在日常工作中善用眼睛观察、善用耳朵聆听,另一方面也跟着专业音乐人学了不少东西。

国家工信部9年前制定发布青铜打击乐器国家标准,刘佑年作为专家,领衔制定标准细则。

刘佑年正在仔细地敲打编钟辩别音准。记者杨涛 摄

2400岁的编钟遇见最潮的3D打印:我们就是要拥抱现代科技

目前,刘佑年离开了编钟调音第一线,“平时就是教教徒弟”。

听惯了砂轮机打磨钟体内壁声音的刘佑年,生活中总喜欢把电视声音开得老大,老伴孩子都说“吵死了”,可他却觉得还好。

就算听力会衰退,看电视喜欢听大声,但刘佑年说,自己现在辨别编钟的声音准不准毫无问题。这么多年的经历,让他早已把标准乐音牢记于心,“存盘”在脑子里。

古人用陶范法铸造了编钟的外形,它的内在音符是工匠用耳朵听出来、用石头磨出的。可遗憾的是,古人没把“怎么磨”这项技术用文字记录,传承后世。现在的编钟调音,主要依靠的也还是调音师的经验,但具体为什么这样调,也一直没有相应的理论作支撑。

国内编钟市场并不大,主要就是博物馆、经典、乐团、音乐学院,而且一家单位一旦有了编钟,以后就不会再买了。市场有限,后续人才缺乏。“一旦我们这一代人不在了,编钟调音这项手艺还怎么传承?今后的人们,还能不能听到这项中华雅乐?”这是刘佑年一直担忧的问题。

刘佑年敲击编钟演奏曲子。记者杨涛 摄

所幸的是,人们找到了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案,那就是3D打印技术。刘佑年介绍,通过3D技术扫描编钟的内外细节,建好数据模型存在电脑里,“以后的编钟,就可以打印出来了”。

此外,现代技术还可以在电脑上进行编钟的模拟浇筑,输入材料配比、温度、湿度等参数,就可通过电脑模拟出编钟浇筑调音结果,以此来判断编钟发出的乐音是否标准悦耳。

在刘佑年的桌上,有大量试验数据材料。“我现在最想做的事,就是用现代科技手段把老祖宗的技艺保留传承下去。”刘佑年说。

近年武汉机械工艺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投资过亿元,在江夏区修建了占地约50亩的新文化产业基地,致力于打造精品编钟乐器。

编钟是中华文明的结晶,编钟艺术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所在,刘佑年说:“我们这个行当具有永恒的价值。”他坚信,随着中外文化交流越来越多,人民精神文化需求越来越丰富,科技越来越发达,编钟作为乐器和音乐艺术,一定会被更多人需要。

刘佑年在编钟制作的车间。记者杨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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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产”编钟在多次 “大场合”奏响

武汉机械工艺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前身是武汉机械工艺研究所,1960年成立。1980年,该公司参加“曾侯乙编钟的复制研究”科研项目。此后,公司常年开展系列青铜打击乐器的复仿制、创制等,已研制了从商代到清代、不同年代、不同型制样式、不同文化内涵、不同规模用途的青铜编钟乐器上千套(件)。产品销至国内外的博物馆、高等学府、专业乐团、旅游景点。

20多年来,这些“汉产”编钟曾被多位国家领导人和外国元首敲响,在香港回归庆典、奥运会等“大场合”展示。

1997年香港回归庆典时,在著名指挥家谭盾的指挥下,复制的曾侯乙编钟奏响了“天·地·人”交响曲。这套钟由武汉机械工艺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1983年制作。

在北京“鸟巢”对面,有一套高约16米的巨型编钟。从2008年奥运会开幕至今,全世界的游客都可以在这里目睹中国青铜编钟的风采。这套编钟由武汉机械工艺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2008年制作完工,刘佑年负责调音。

2018年4月2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印度总理莫迪在湖北省博物馆共同观看编钟礼乐《凤舞楚天》。表演完毕,两国元首共同走到编钟前,饶有兴致的敲响了编钟。这套编钟由武汉机械工艺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2011年制作,刘佑年负责调音。(记者胡雪璇 通讯员武汉源 张良俐)

【编辑:付豪】

(作者:胡雪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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